日前，一则演讲视频在朋友圈热传——同济大学副校长、设计创意学院教授娄永琪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成为该校近两百年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他在学位授予仪式的演讲中谈到，“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用‘在一起’的精神共同面对全人类面对的挑战，我们永远需要做的比说的多，交付的比承诺的多，唯有‘在一起’，我们才能更智慧……”

在学位授予仪式上，娄永琪被称为“中国设计驱动创新、教育、产业合作和研究的开拓者”“在学术、教育和社会层面作出了卓越贡献”。除了教授，娄永琪还有很多身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设计师、教育管理者等等。此外，他还是众多设计创新项目的发起人。

近日，就如何通过设计让我们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让我们的世界更美好，如何让创新设计教育在上海更好地发展，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设计让不同想法的人能“在一起”共同应对挑战

 问：您最近获得的这一荣誉学位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您在学位授予仪式的演讲中，提出了“‘在一起’的精神，让我们更智慧”，这背后关联着哪些更深刻的思考？
答：这一殊荣不仅是给我个人的，也是给所有中国设计社群的。回顾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设计史，每当一个国家的设计“起飞”，都是一个群体现象，也往往先从设计教育开始。此次我能获得这一荣誉，也是因为几代中国设计教育人的不懈耕耘，才使现在中国设计驱动创新的教育、研究和实践在世界上获得尊重，其背后可说是整个中国教育、设计、产业以及中国科技的不断发展。
就设计而言，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我们所面临的独特条件，往往会催生独特的设计发展和叙事。当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尊重这种文化和生活样式的多元性，另一方面，要通过设计创意，进一步推动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事实上，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从来没有停止过。正如我在演讲中谈到，1783年，第一台重要的飞行器——一个热气球，就是由蒙戈菲耶兄弟用中国丝绸制成，并使用中国纸作为内衬。几千年来，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全世界的人类一直都在共同创新、思考和努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很多事情变得更便捷，但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复杂性和新的挑战，比如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经济危机、战争威胁等，这些挑战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同一个世界”的概念也属于每个人。必须强调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远比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分歧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只有在一起，才能更智慧”。

问：现在设计潮流似乎是全球性的，那么人类的审美和设计文化也是共通的吗？
答：我先讲一个有趣的例子。1858年夏天，英国泰晤士河污染引发恶臭熏天，当时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叫约瑟夫（Joseph Bazalgette）的工程师。他提出在河两岸修筑堤岸，堤岸下修建拦截式下水道，从而改善泰晤士河的水质。这不仅改善了伦敦的环境和公共卫生，还对城市交通和地貌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巧合的是，他正是给我颁授学位证书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理事会主席的祖先。
  这也说明，设计不仅是美化事物的手段，更是我们解决问题和塑造生活的方式。设计一直和各类问题如影随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也会催生带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设计。不管是诞生于1919年的德国包豪斯、还是诞生于1980年的MIT媒体实验室，都烙有很深的时代烙印。
人类对美好的感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共通的，而我们现在应对的重大问题，比如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全球性的。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类似气候变化这样的危机中独善其身。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就像巴别塔的故事，如果今天还各说各的故事，彼此缺乏交流和协作，那么整座塔无疑将会垮掉。
对设计师而言，更需要用我们的创意，让信息被看得见，让反馈可以被放大，让所有的行动和效能之间的关系得以建立，让不同想法的人在一起协同合作。

问：您多次谈到设计领域的变革会对全球产生深刻影响，它在过去和当下如何推动创新？

答：设计和技术，都是突破式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催生新产业、新经济的重要因素。20多年来，设计的角色、使命、方法和工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设计的对象也从一个杯子、一件衣服、一栋建筑，拓展到关系的设计、交互的设计、服务的设计、系统的设计、组织的设计、机制的设计等。
现在，设计逐步从“看得见的东西”拓展到“看不见的东西”。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包含社会导向、服务导向、精神和文化导向、体验导向的经济。
更重要的是，设计正在经历从“创造风格”到“驱动创新”的范式转型。从作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一个环节，拓展到了为系统和全流程做贡献，设计已经成为创新的第三种引擎，成为创建可持续、以人为中心和创意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因此，设计师越来越多地参与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以更好应对真实世界的挑战。

问：这也就意味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得设计已不仅仅是美学、艺术，而是指向了更多时代和社会的新命题吗？

答：人类应对时代挑战、探索更好未来，就是一个大设计的过程。作为全新的设计文化探索尝试之一，2014年，我和几位学者一起发布了《DesignX宣言》，提出了针对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设计。
设计永远和所面临问题共同进化。科技推动人类进步的同时，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为更好服务社会，设计引导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比如，马车时代，随处可见的马粪不仅影响通行效率也造成了污染，人们发明了汽车，以自动化设计解决了马粪的问题；当汽车尾气带来空气污染，新能源汽车也随之诞生……当下，人工智能革命正引发新的设计实践。无人驾驶等人机交互的方式，就是设计的典型应用场景，也让设计师不断开发新的设计研究方法。
面临不断出现的新挑战，设计需要探索与其他学科合作的新方式。因为人类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涉及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和诸多的利益相关方，因此新的设计将更加直面真实世界的挑战，更需要跨学科、跨文化、跨领域，并且与新技术发展的联系更紧密。

上海这座城市就是最好的设计大学

问：您在同济大学担任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期间，对设计教育进行了诸多改革，并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设计教育领域的优秀学者加入，您认为现在中国的设计教育，还需要什么样的改变？

答：中国完全可以自主培养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自力更生地建设出世界一流的设计学科，对此我非常有信心。其实我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没有一天国外留学的经历，可以说是同济大学培养的“土特产”，但却能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认可。
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为设计教育的发展带来动力。我一直认为城市是最好的大学，上海这座城市就是最好的设计大学。我就深受过去30年上海巨变的影响。
从1991年进入同济大学至今，我亲眼见证上海的惊人变化，地铁、高架、跨江大桥等从无到有。设计教育也经历了类似的从无到有。2013年，我担任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时，这里只有40名老师，没有博士点，没有独立的学院大楼。5年后，学院已是亚洲第一的设计学院，去年我卸任院长时，学院已经有了160名教师，其中34%为外籍教师。
设计教育办学成功的关键是坚持自己的特色和国际化发展。我觉得面对相同的挑战，不同国家的年轻设计师们，必须要在一起持之以恒地思考和工作，才能为解决问题带来创新的思路和方案。

问：在上海，您目前有哪些设计研究和教育的实践？未来，将如何通过变革引领设计教育的发展？

答：我现在最大的设计教育梦想就是把上海这座城市做成一所真正的“设计大学”。
其实，在十年前，我就开始探索打破学校和城市边界的“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社区”项目，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一社区再生项目，入选了英国设计博物馆全球未来实验案例。其中意大利设计大师、孟菲斯创始人阿尔多·西比克（Aldo Cibic）教授34平方米小屋的视频，在网上一天就获得了破百万的点击量。
这个案例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不仅推动社区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末端走向前端，成为 “环同济知识经济圈”走向千亿级的全新的设计创意策源地。这个项目也是一种“区校交融、三区联动”的城市重构和再生的实验。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将居民的工作、生活、创新创业、社交等内容集聚于5分钟生活圈内，这不仅对城市生活品质有意义，也减少了很多能源消耗。
我认为，上海整个城市就应该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创新大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集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设计师、科技专家、企业家、创业者等一流人才，他们正在开放包容的环境里进行前所未有的探索实践。这样一个大的创意社群是上海这座创新城市最可宝贵的财富。
本周，2023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将在上海召开，我有幸连续第二年担任大会的创意总监。在我看来，上海办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就是要催生和支持这个社群的成长，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思想交流、创意互鉴、未来洞察的全球共创共享平台。这次大会将全面地呈现上海集聚的全球设计和创意社群的万千气象，包括他们的思考、行动、成果以及这个社群之间的互动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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