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虚构故事，而是德国文化史上两位忘年交天才之间的恩怨。如果删去枝蔓就是一个普通剧情：16岁少年仰慕年长31岁的音乐大师，八年执着追膜其艺术主张。一日，通过重重关系终见大师本尊。两人一见如故，青年称之为“伟大灵魂的邂逅”。受提携的青年哲学家也才华横溢，佳作面世，但八年相惜相爱后，哲学家屡次在公开场合严厉批判音乐大师并与之决裂，大师致死不明就里。
此事成为19世纪末的一段公案，被添加了诸多臆想和色彩传播着。上周六（20日）晚，由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和德文图书馆主办的的讲座上，海德堡大学荣休教授、巴伐利亚科学艺术学院院士、前院长波西曼教授还原了这段学术公案的真相。因为公案的主角是音乐家、文学家瓦格纳，哲学家尼采，讲座吸引了各类拥趸。学术主持是尼采和海德格尔专家、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孙周兴教授，他幽默地总结道：波西曼教授“似乎修复”了100多年前瓦格纳和尼采的关系。
孙周兴说，自己是同济两个拥有《瓦格纳全集》19卷本的学者之一，而波希曼是全集的编撰者
巨人的聚散：“与最敬爱的人对立了六年，这是多么艰难”
“瓦格纳与尼采是我一生研究的主题。”被孙周兴描述为长相与格瓦纳颇为形似的波西曼开场便告白。如果不是近年来发现的尼采的遗留笔记中，找到明显的证据，恐怕这对天才的恩怨将被长久笼罩在俗人的口水中。现场，这位瓦格纳、尼采和托马斯·曼的研究专家引经据典，在复旦大学李双志、同济大学余明锋两位老师的德语翻译下，让150余位听众明白了其中原委。
波希曼与德语译者李双志耳语
一见如故，尼采被视为瓦格纳家庭成员
1868年11月，是24岁巴塞尔大学文学系讲师尼采最为幸福的日子，因为他在莱比锡东方学家赫尔曼·布洛克豪斯家中结识了瓦格纳。此前的10月27日的音乐会上，瓦格纳名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序曲和《纽伦堡的名歌手》序曲，让他持续八年的膜拜之心再次高涨。尼采在致埃尔文·罗德的信中高度评价瓦格纳的艺术造诣:“在听这两段序曲的时候，我身上的每一根纤维、每一根神经都在抽搐。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一种持久的陶醉感了。”
两人一见如故，第二年瓦格纳便亲自写信邀请尼采去他特里布森的家中做客，奇妙的是，在离开的前一夜，瓦格纳的儿子齐格弗里德出生了，“照我的妻子的看法，您是生命带给我的唯一的收获”，瓦格纳不吝赞词，尼采完全被他们接受为家庭成员，甚至成为了“瓦格纳和他的儿子齐格弗里德之间的纽带”。
波西曼分析，亲密的关系更源于尼采对瓦格纳艺术观的认同。尼采的老师、古典语文学家和莫扎特研究者奥托·杨对瓦格纳进行了批判。而尼采从杨的批评中汲取了“半吊子主义(或业余精神)”的概念灵感，但对其内涵做了价值重估:“然而恰恰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对于这个人身上的每一种艺术天赋所具有的意义对于在此伴随着多方面的艺术天赋的耐久的能量，我们怎么惊叹都不为过:与之相反，科班训练无论如何丰富多彩、无所不包，通常却总是带着贫乏的目光、虚弱的双腿和已然精疲力竭的腰部而登场。”业余精神翻转为强大的艺术力量。惺惺惜惺惺，在瓦格纳的激励下，1871年尼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这部作品受到古典语文学界的围剿，但瓦格纳却写了一封致尼采的公开信来为他辩护。
直到1872年瓦格纳移居至拜洛伊特前，尼采拜访瓦格纳的次数高达二十次以上。这是纯粹的忘年交友谊。
尼采（左）与瓦格纳（右）拥有一段忘年交友谊
决裂：一场音乐会和两本书的交换
然后到了1874年，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尼采在自己的笔记中指出：“瓦格纳具有双重人格，傲慢自大，缺乏节制，滥用情感，把一切都穷其所有做到机制。”波西曼为听众梳理了尼采与瓦格纳情感转变的几次关键节点。
首先是1876年的拜洛伊特庆典的演出，这是他和瓦格纳关系的转折点，《瓦格纳在拜洛伊特》是为赞扬这个庆典而写，外人把这场庆典视为瓦格纳最成功的时刻，但尼采却相反。他认为为庆典创作的这部《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社会性的关系超越了艺术本身，这是尼采所不能接受的。
而两人真正反目的外在导火线则是两本书的交流。尼采于1878年4月底把书作《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寄给瓦格纳，约四个月不到前，瓦格纳把他的《帕西法尔》文稿寄给尼采，并写上了一句献词，把自己比作基督教的形象，称呼自己是“高级教会顾问”。瓦格纳的自况恰恰是尼采的反对。面对这两本书的“交错”，尼采自嘲道：“这听起来不就像两把剑在决斗吗？”
左：尼采书作《人性的，太人性的》，右：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海报
对逝者的怀念：我还会是他衣钵的继承人
1883年2月13日瓦格纳去世。“死讯让尼采实实在在地躺在了病床上”，波希曼描述：“他既伤感又高兴。”一方面，他心中燃烧起无限的与瓦格纳决裂以来所感到的个体情感上的失落；另一方面，他心底也生出一股从瓦格纳处得到解放的快感，对尼采来说是他通向真正自我的决定性步伐。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与《尼采反瓦格纳》中将晚期的瓦格纳称为“变老的瓦格纳”，他针对这个“变老的瓦格纳”创作了决定性的哲学诗篇《查拉图斯特如是说》，因为是虚构的诗篇，瓦格纳的姓名并未被提到，尼采后来在《瞧，这个人》当中把瓦格纳的死解读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将其与《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一篇联系起来：“在这部书的第一部的结尾在一个神圣的时刻完成的，就是瓦格纳在威尼斯的去世中完成的，”他把瓦格纳的去世视为旧文化的终结，从中新文化就如凤凰涅槃一样从死灰诞生，更高级的人诞生，瓦格纳的死映射着诸神的死亡，在这其中尼采的超人学说得以诞生。可以说，《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的反《帕西法尔》（曾被他赞誉的瓦格纳作品）。
对于尼采的思想而言，瓦格纳是所有范式中的范式，只有这才能解释“他的评语的温度为何直到最后都摇摆在火热和冰冷之间”。波希曼指出，对于尼采而言，两人的决裂是因为理念不合。因此，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尾声写道：“与一个最敬爱的人对立了六年，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我不得不反对瓦格纳，最终还是走向衰老，至于真正的瓦格纳，在某种程度上，我还会是他的衣钵的继承人。”
波希曼研究了一辈子瓦格纳外貌也有些形似
德意志精神：既是现代性相遇的起点又是分别的岔口
在《巨人的聚散》一文中，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讲述了这两位分道扬镳的友人在临终前对彼此的怀念：在1882年《帕西法尔》的首演上，瓦格纳对她说：“请回去转告你哥哥，自从他走掉离开我之后，我感到非常孤独。”而在1888年，尼采精神崩溃的几周前，他这样写道：“无论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愿意将待在特里布森的那段日子从我生命中抹去。因为那是些相互信赖、充满欢乐、充满崇高灵感闪现的日子……”那么，这两位临终前“依依惜别”的德国文化巨人，究竟为何才渐行渐远的呢？
同济大学余明锋老师诠释波希曼的德语演讲
小天才对大天才的仰视和背叛
波西曼教授指出，这首先是因为瓦格纳与尼采的关系的“不平等”。瓦格纳比尼采大30余岁，当尼采遇上瓦格纳时，尼采才24岁，而瓦格纳已游历了大半个欧洲，思想早已定型。而当崇拜者尼采出现时，瓦格纳对他迅速完成了从陌生到熟悉的转换，不仅视其为“与儿子的纽带”这样亲密的存在，更对其才华充分肯定，并寄予的深切期望。而对于年轻的尼采而言，以“白纸”状态接受着瓦格纳的“色彩”，就如他接受叔本华一样。作为一位同样在哲学上颇有天赋的“天才”，当尼采的思想日益成熟、逐渐发现与瓦格纳已经成型的那些思想格格不入时，尼采自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他粗暴地与瓦格纳切断了联系。这对瓦格纳自然是造成了伤害，“瓦格纳一辈子对朋友做过很多坏事，但对尼采未做过一件”波希曼看来，“尼采是不近人情的”。
讲座现场吸引了不少德国听众
德意志精神上，尼采认为瓦格纳过于保守
其次，两人对现代性和德意志精神理解也产生了分歧。瓦格纳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什么是德意志精神》，据阿多诺考证，他是第一个以此为题的德国人。而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也对德意志精神进行了相关的论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共同的，即超越和消解民族性。他们对民族性的思考达到了形而上的层面而不是政治性的思考。他们追求超越民族的东西，追求包罗万象的普世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精神，而德意志民族的优点就在于广泛吸纳其他民族优点。在这一观点的具体的处理上，尼采比瓦格纳更尖锐与极端，他直指当时的德国人走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而瓦格纳的超越民族性有部分个人因素，由于他的混血身份，他和当时的德国人是格格不入的，或者说他更加接近于法国人的特质，体现的更多是欧洲人身上的特性。但是瓦格纳本人却是希望自己获得“德意志性”，也就是被德国人所接受的。因此当瓦格纳凭借自己的艺术才华重新被德国文化接受时，尼采十分反感，他认为瓦格纳偏离了自己的天性，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够“瓦格纳”（超越德意志民族）的。
学者拿着波希曼德语新著《德意志精神》向嘉宾提问
尼采认为瓦格纳没有从现代性的“颓废”中走出
波西曼同时提醒，尼采对于瓦格纳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尼采反对瓦格纳的最重要的批判性著作、出版于1888年9月底的《瓦格纳事件》尝试的就是一种对现代心灵的诊断，核心是一种颓废分析。“颓废”一词自波德莱尔之后被赋予了正面含义，即在这种生命力的虚弱之中，才会产生一种更高的艺术的灵感。因此，尼采把瓦格纳称为颓废艺术家时，其实兼具有正面意义的。“因为谁如果想要克服颓废，就必须要经历颓废，”所以他对瓦格纳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他没有迈出颓废之后的那一步的批判。波希曼强调，只有理解了这层意义，我们才能明白尼采为什么会在晚年说“我还会是他（瓦格纳）的衣钵的继承人”。
对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启示
剥去天才个性的乖戾，尼采与瓦格纳的这段公案给中国的启发更多的是对现代性追求的时代意义。孙周兴最后点题：这段学术史的还原为何重要，因为瓦格纳和尼采是现代性中绕不开的两个重要人物，尤其对中国。
自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停歇地在进行现代性的原始积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传入中国的尼采思想，作为鲁迅的思想来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武器，为中国的现代进程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每个个体的复苏又带来了无所不在的矛盾、紧张、冲突，而这一切，如孙周兴所形容，在尼采身上都能找到现代性思考的源头——美好的古典主义理想虚构不再存在，剩下的是现代性的现实的冲突。
学术主持孙周兴强调，这是一场学术史的解读
“我们曾经是朋友，现在彼此陌生了……我们恰恰因此而变得更加彼此敬畏，对当时友谊的想念恰恰因此而变得更加神圣……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星辰般的友谊，即时我们相互不得不成为地上的敌人。”波希曼用富有情感的德语朗读了这段话，带给读者无限的沉思。瓦格纳去世后不久，尼采也疯了，他在《快乐的科学》中留下了这段对于友谊的自白，或许这是深刻的现代性的最生动的白描。
（闵超琴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余明锋的支持）
作者：夏佳丽 李念
现场拍摄：金雯珎、李念
编辑：袁圣艳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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