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管锥编》的节译本（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译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翻译这部巨著绝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但艾朗诺还是义无反顾，因为“《管锥编》已被公认为钱锺书对中西传统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译者序）。艾氏专攻唐宋文学，按理说，翻译《谈艺录》会更为得心应手，但还是优先考虑了《管锥编》，他在序言中解释道：“在钱氏全部著作中，《谈艺录》显然最接近《管锥编》，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显著。后者论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正如英译本副标题‘关于思想与文学的札记’所显示，钱锺书讨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唐宋以来的中国诗学，而是涵盖了整个中国人文传统。他的美学考察从文学扩展到了视觉艺术（书法和美术），他也更有意于建立文学和哲学、宗教之间的联系。《管锥编》采用了更大数量和范围的比较。钱锺书对西方文献的征引在《谈艺录》中已很突出，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他大大增进了对西方传统文学和现代批评的理解和把握，对比较研究效用的信心也更坚定了。更大的不同在于，同样是随笔和札记体著作，《管锥编》中的钱锺书更像一位批评家和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见解，左右逢源，张弛有度，更不用说视野的宽广了。我们不必同意他后来视《谈艺录》为‘少作’的谦逊，但《管锥编》的确使我们领略到了更为老成阔大的境界。”艾朗诺的选择和翻译工作体现了一个优秀学者的“公心”。
所以，中国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产品，西方人会注意到，也会主动“拿来”，用不着我们费力而未必讨好地“送去”。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是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都是美国人主动翻译、自行出版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著作的价值。我们有时间、精力和费用，不如多翻译一些外国的好东西进来。
《管锥编》英译本出版后，没有引起1980年代中国国内那样的轰动效应，更没有形成“钱学”热。根据我在Jstor数据库上的初步检索，只有三篇书介，除了陈述书的内容，表扬艾朗诺的翻译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学术评论。自上世纪末开始，张隆溪教授多次撰文，为钱先生和《管锥编》呼吁，希望引起欧美学界的重视，但效果一般。其实早在1983年，法国学者李克曼（Pierre Rychmans）就在《世界报》（Le Monde）上盛赞过钱先生，说他的博学“在今日的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无人可以比拟”。其他的赞誉之声也是此起彼伏，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的事实是：作为现代作家的钱锺书在海外的影响更大，《围城》早已被翻译成多种外语。最通行的英译本也是最早的，1979年就出版了，2004年作为“新方向经典”（A New Directions Classic）再版时，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专门写了序言，2014年更上一层楼，被收入西方妇孺皆知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此外，《人·兽·鬼》2011年也有了全译本。
1985年，钱先生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艾柯（Umberto Eco）、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等一同被选为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荣誉会员，表明他的成就已经为海外学界普遍认可。但和其他几位同年入选的学术大师相比，钱先生的影响力却要小得多。艾朗诺在分析原因时指出：“《管锥编》在海外的关注度远不如中国国内。毫无疑问，该书独特的文体和行文造成了这种被忽略的状况。实际上，甚至在中国学者那里，《管锥编》也因纷繁复杂的内容和独具特色的结构而被视为奇书。估计这些原因同样阻挡了国外专家进入其中开掘宝藏，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唯一对《管锥编》进行阐发的是德国人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二十年过去了，相关论文有了一些，但专著仍然只有莫芝宜佳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Mit Bambusrohr und Ahle:von Qian Zhongshus Guanzhuibian zu einer Neubetrachtung Du Fus）。
看来，《管锥编》“走出去”的过程远不如想象得那么顺利。正如艾朗诺所言，问题出在它“独特的文体和行文”。典雅但晦涩的文言文不好理解，太多的引文让人难以招架，更严重的是整本书由一千多则笔记组成，彼此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为了帮助西方学界读懂和欣赏《管锥编》，艾朗诺的译本精选了六十五则笔记并编排成六个专题：一、美学和批评概论，二、隐喻、象征和感知心理学，三、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四、论老子，五、魔和神，六、社会和理想。这样一来，可读性确实大大增强了。可见艾朗诺不光是翻译，也是在归纳和总结《管锥编》的思想。
可以设想，如果《管锥编》不是采用现在这样的体例，而是成系统的专著或论文，它可能早被全文翻译，影响也会更大。其实，钱先生并非不会写西方式样的标准论文。他早年在牛津大学完成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就是最好的例证。他用白话文写的几篇二三万字的长文（后来收入《七缀集》者）也是现代论文。这说明他“非不能也，不为也”。他选用文言文和传统的笔记体来完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可能有多个原因，但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尊重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跟着别人走，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
作者：顾钧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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