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赵英盛（前排左五）与部分监狱干警合影。

看似壁垒森严的提篮桥监狱，其实早在1944年初，在“警委”领导下，在监狱的看守人员中就发展了中共党员。

赵英盛（山东肥城人）是狱中的第一个地下党员，以后又发展了两名党员，正式成立了党支部，赵任支部书记。到1949年初，监狱党支部已有20多名党员（其中一名女性），还有50多人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整座监狱除了人事室外，各科室及警卫班都有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长期隐蔽，对监狱当局克扣囚粮、欺压警员、虐待犯人等行为，进行合法或秘密的斗争。他们以“老乡”或“同情者”的身份，为政治犯提供生活照顾，甚至自己掏钱，以犯人家属的名义为他们购买药品，送阅当时狱内禁止的报刊，为革命人士编写及传递“牢讯”提供方便。

1949年5月24日黎明，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动总攻，迅速进入市区西南部，守城的敌军还在做垂死挣扎。为了防止敌人加害被囚禁的政治犯，监狱地下党根据“警委”的部署，开展武装护监斗争。

24日早晨，监狱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英盛，把20多名地下党员和若干外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了分工布置。8时左右，赵英盛首先派地下党员翟云龙控制电话间。电话间有一台电话总机，是监狱对外联系的窗口。从当天起为保证信息畅通，防止坏人告密破坏，电话只允许打入，没有赵英盛的批准，一律不准打出。为此，翟云龙等人坚守电话间三天三夜。赵英盛又布置张宝善等人负责监狱警卫科，掌握各监房的钥匙，张忠溪负责炊场（伙房）。然后派宁奎元、尹志超、何景祥等人来到枪库。赵英盛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布条，发给每位参加行动的同志，命令枪库管理人员拿出枪支，分发给护监人员。

接着，赵英盛等人来到典狱长办公室，对王慕曾训话，要他绝对服从地下党的安排，并当面交送了一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中共社会部吴克坚策反王慕曾的活动，上海“警委”及监狱地下党并不知情，因两者分属两个系统，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和联络关系。

▲年轻时的赵英盛。

当日起，监狱大门紧闭，禁止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护监人员左臂缠上红布条、佩枪在狱内各自岗位上巡逻警戒，占领监狱的制高点、岗楼、档案室等，既严防外面敌人冲入监狱杀害或押解政治犯，也防止狱内敌人暗中破坏；同时稳定狱中其他旧职人员的情绪，让他们安心职守（当时监狱在册职员有600多人）。地下党支部的这些活动，王慕曾以示默许，不加干涉，因此武装护监工作进展顺利。

这时，赵英盛等人也向王中一等在押的革命同志表明了身份。关押政治犯的各监室已不上锁，他们可以在整幢监楼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甚至可以在监楼楼顶的平台上眺望上海，听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还可以扭起秧歌舞，唱《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所以从特定的意义上讲，提篮桥监狱比上海提前三天获得解放。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南岸已解放，林亨元亲自打电话给王慕曾，要他赶快释放政治犯。王慕曾说，外面还有枪声，放出去恐怕不安全。林亨元不放心，提出叫王中一来接电话。王中一在电话中告诉林亨元，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已恢复自由。王慕曾再次表示，要林亨元尽管放心，一定保护好这些人员的安全。

从5月24日到26日，提篮桥监狱表面显得十分平静，其实暗中波涛汹涌。当时社会动荡，人员面目复杂，他们怀着不同意图，曾以各种名义打进电话或来到监狱门口，有的要进监狱点验枪支武器，有的臂戴红布，打着人民保安团的名号想接管监状，还有的甚至指名道姓要接在押的汪伪汉奸罗君强出狱。面对各种骚扰，监狱地下党在赵英盛的领导下，紧闭大门严守岗位，寸步不让，度过了他们人生中难忘的三天三夜。

来源：《上海滩》杂志、中国曲谱网等综合

编辑：付鑫鑫  实习生：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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