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儿三毛84岁了,但他从未老去,相伴几代上海人成长

11月23日“三毛漫画形象与上海城市文化标志”讲座在上图举行,三毛漫画创作和发展的亲历者(由左至右)黄显功、张慰军、王龙基、孙绍波共话三毛的昨天与今天

解放前夕的某个冬天,寒风呼啸,上海乌鲁木齐路的一个弄堂口,两个流浪儿童冻死在角落。漫画家张乐平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回家后,那个头顶三根毛,大眼睛、红鼻头、瘦瘦小小的中产阶级家的三毛变为流浪孤儿三毛了。自此,这位开朗乐观地穿梭在旧上海大街小巷的三毛,仿佛永远长不大的小精灵,陪伴着数代上海人。如今,“流浪三毛”该是84岁的耄耋老人了,1949年出演电影《三毛流浪记》主角的王龙基先生也已79岁。

上周六(11月23日)下午,一场“三毛之约”相会在上海图书馆“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馆藏名家手稿展系列讲座”上,王龙基、张乐平先生幼子张慰军和今年的新版漫画《三毛穿越记》的作者孙绍波,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共话“三毛漫画形象与上海城市文化标志”主题。从三毛的昨天谈到今天,他的勇敢、善良、乐观的品质是如何构成海派文化的气质?小三毛这个文化使者在新时代又将何往何为?三毛的故事既引发共鸣又牵出听友的憧憬。

用画笔呼唤大爱,从中产阶级皮孩子转身为流浪孩童

在流浪儿三毛广为熟知前,三毛就已经诞生。其形象的转变是源于漫画家张乐平对于旧社会的抗议。

*三毛原来只是中产阶级皮孩子,后来才成流浪儿

三毛其实“出生”于1935年,起初他是以中产阶级家庭中顽皮儿童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眼前。“‘三毛’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儿童漫画形象,在我父亲眼中是个调皮但很有正义感的邻家小孩”,张乐平之子张慰军介绍,三毛最初的人物形象与后来读者熟知的流浪儿形象有所不同。1937年“八一三事变”敲碎了旧上海的摩登梦,也打破了三毛中产阶级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基于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张乐平创作了《三毛从军记》,发表在《申报》上。这一顺应时代、针砭时弊的作品受到民众的喜爱,三毛漫画形象渐入人心。

解放前夕的一个冬夜,张乐平在寓所弄堂口亲眼目睹寒夜里流浪儿冻死街头。张慰军还记得那晚的情景,“那夜我父亲辗转难眠,他想到自己也有三个孩子,此景令他愤慨而又痛心”,尔后张乐平开始关注沪上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创作出家喻户晓的《三毛流浪记》。

1948年张乐平绘制的《三毛流浪记》画册第一张封面手稿(讲座者提供)

*宋庆龄借助流浪儿三毛发起捐赠,救助2000儿童

艺术的感染力无限,“没有文字的文学巨著”激发了社会广大的善意。

《三毛流浪记》于1947年6月15日在《大公报》首刊,一经发表引发了社会对流浪儿童的广泛关注。“当时街上流浪的小孩会把墙上的《大公报》挖下来看,《大公报》编辑部每天都会收到热心读者捐赠的钱物,希望帮助孤苦的三毛”,张慰军回忆说,尽管三毛并非真实存在的某个人物,但这一虚拟的漫画形象牵动了社会的爱心。

《三毛流浪记》也受到了长期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的宋庆龄先生的关注。1949年春天,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三毛乐园会”并在大新公司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这是宋庆龄借助张乐平笔下的“流浪儿三毛”发起的救助穷苦儿童活动。为期6天的展览中观者踊跃,人流如潮,共救助了2000多名流浪儿。“当时这个展览感动了社会大众,甚至三轮车夫、码头工人都争相解囊帮助流浪儿童”,张慰军讲起当年的情景仍感动于怀。

1949年4月4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大新公司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宋庆龄借助张乐平笔下的“流浪儿三毛”发起的救助穷苦儿童活动(来自网络)

*台湾作家陈平取笔名为三毛,称张乐平为“爸爸”

画外更结真情,三毛漫画牵萦着海峡两岸的“父女”情缘。陈平(台湾作家三毛)初次捧起《三毛流浪记》时还是一个刚识两三百字的幼童,画中那个小小的、流浪的三毛是她第一个认识的漫画人物,彼时凄苦无依却乐观勇敢的小三毛在陈平心里埋下了悲悯世事人情的种子。“是藉着《三毛流浪记》的漫画书,使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种朦胧的社会形态与意识”,“我也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坚持,那就是:在生活中继续实践我们的真诚。于是,在我决定笔名的时候,我选择了‘三毛’”,在《三毛流浪记》台湾版的序言中作家三毛这样写道。“我父亲得知台湾作家三毛取这个笔名是因为喜爱《三毛流浪记》,在病榻上亦感到很快乐”,那时起三毛就在往来信件中称呼张乐平为“爸爸”,自此亲如一家,张慰军曾在香港时帮助父亲和作家三毛传递“家书”。

1980年代末张乐平与台湾作家三毛在上海相会(来自网络)

演员争先义务出演,电影《三毛流浪记》国际走红

从纸张到荧幕,影视经典让三毛形象“活了起来”。

“《三毛流浪记》这个电影是真正的‘众星捧月’,当时上海的著名电影、话剧男女演员都参加了这部电影的拍摄,他们被三毛精神感动,许多都义务出演,甚至自带服装”,1949年曾出演电影《三毛流浪记》主人公的王龙基70年后谈起电影拍摄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无论冬夏,无论路上有石块否,‘三毛’都必须光着脚。后来我父母为电影顺利拍完奖励我一双皮鞋,因为习惯了长期光脚,我一直没有穿过”。拍摄电影的经历也使三毛精神在王龙基的身上活化了。他的衣领上常常佩戴着一枚三毛头像的徽章,那是张乐平在1949年为“三毛乐园会”慈善活动所设计的,徽章上三毛的笑脸和“乐园”二字寄托了张乐平对于儿童过上幸福生活的冀望。

墙里开花墙外香,电影《三毛流浪记》命途多舛,直到新世纪方才得到应有的荣誉。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四周炮声隆隆,拍摄电影的条件分外艰苦。“当时国民党知道要拍《三毛流浪记》后,给编剧韦布和张乐平分别寄了夹着子弹的恐吓信”,但剧组的演职人员正如三毛一样乐观、勇敢地坚持着,将电影高质量地完成,“我非常敬佩这些前辈,我感到正是因为他们,上海才成为中国的文学艺术、电影话剧的摇篮和发源地”,王龙基回忆那一代电影人的高尚精神感佩良多。1949年10月1日公映后,《三毛流浪记》在国际上一鸣惊人,收获了诸多赞誉,法国影评家称之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端”。然而,该影片在国内却哑了火。原因是这部电影开拍于解放前却又完成于解放后,1957年中央文化部颁发的解放前优秀影片“荣誉奖章”以及1949至1955年“优秀电影奖章“的评审过程中,电影《三毛流浪记》都没有资格参评。直到2000年后,《三毛流浪记》才在国内喜结硕果,先后获得“中国电影百年经典银幕形象”“中国电影百年百部最受观众欢迎的电影形象”“建国60周年儿童电影经典形象奖"等殊荣。

1948年10月,电影《三毛流浪记》开始拍摄,张乐平与年仅8岁的三毛的扮演者王龙基(来自网络)

传递上海精神,新时代三毛漫画见证繁华、开放、包容

如今可爱的三毛已不再凄苦流浪,他蹦蹦跳跳走进新时代,成为了乐观、勇敢、善良的上海精神文化小使者。2007年,世界夏季特奥会在上海举办,“阳光三毛”作为吉祥物向世界传递着平等包容、关爱互助、乐观阳光的上海精神。“小三毛在逆境中不屈不挠、永不言败,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追求幸福和快乐的特质,与特奥会要体现智障运动员‘你行我也行’的风貌和自尊、自重、自立的精神相吻合”,作为“阳光三毛”的设计者,孙绍波感到三毛形象的再创作无形中带给创作者自身善意的回馈。在特奥会吉祥物的揭晓仪式上,孙绍波将吉祥物的设计奖金5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出,他希望通过这一作品向世界展示上海的精神风貌。

适逢建国70周年,作为与三毛漫画结缘的新一代漫画艺术家,孙绍波再次创作了系列漫画《三毛穿越记》,刊载于《新民晚报》。漫画中,小三毛穿越了70年来到了鳞次栉比的现代都市,他快乐地带领着人们漫步今日繁华、开放、包容的上海滩。“《三毛穿越记》由于广受读者欢迎,篇幅比预期多了30天容量,于11月10日结束连载。后来我才知道,11月10日这天正是‘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的诞辰日,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巧合”,孙绍波感慨或许冥冥中新老两代漫画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传续着不灭的三毛精神。

2019年9月24日刊载于《新民晚报》的《三毛穿越记》第23期《三毛登上“上海之巅”》(讲座者提供)

在漫画《三毛流浪记》里,有这样一些画面:看着“禁止赤膊、违者必究”的牌子,穷得没有衣服的三毛,看到一筐煤,灵机一动,把身子抹成汗背心形状,然后趾高气昂地朝巡警走去……看到一位父亲挑着箩筐里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插上牌子,一个写着“七万元”,一个写着“五万元”,孤苦的三毛受到启发,立马在旁写了一块牌子“我只卖一万元”,让卖儿父露出尴尬笑……三毛被抓进监狱,一位叔叔写了“世界光明”四个字,并给三毛和其他孩子描述,三毛笑翻了身子,引得狱警前来……三毛做帮厨,买来的鸡要啄青菜,他放下手里杀的鱼赶鸡,没料蹲在窗台上的猫趁机把鱼吃了,三毛气得直哭……现场一位耄耋老人动情地诉说着自家四代三毛迷,“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了,但他仍在我心里”,三毛这个勇敢、善良、乐观的孩童从未老去,也从未离去,他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和文化,激励着一代代孩童和成人。

《三毛流浪记》之《禁止赤膊、违者必究》,旧社会的冷酷被三毛这一顽皮孩童揭露无遗

《三毛流浪记》之《我卖一万》

《三毛流浪记》之《世界光明》

《三毛流浪记》之《保菜丢鱼》

作者:刘梦慈

现场照片:主办方提供
编辑:李念 刘梦慈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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