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

1945年7月16日凌晨，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默多尔空军基地的沙漠地区爆炸成功，打开了原子武器的潘多拉之盒。1949年8月29日，苏联塞米帕拉汀斯克大草原上，被美国人称作 “乔1号”的苏制原子弹在晨曦之中引爆。此后，原子弹几乎成了每个国家梦寐以求的终极武器。

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门就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 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钱三强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此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20万美元。 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还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但是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乃至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

>>苏联的帮助

1954年10月3日赫鲁晓夫访华时，主动问中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趁机告诉他：“我们对原子能 、核武器感兴趣”，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保卫自己。如果你们不愿把这种武器分给我们，那么给我们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也行”。赫鲁晓夫稍做迟疑后，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并表示只要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赫鲁晓夫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

核反应堆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的确令毛泽东兴奋不已，恰在此前，中国地质队又在广西找到了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听取地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所长钱三强的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向到会人员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

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中苏两国政府便开始了关于在核能事业方面合作的具体谈判。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署议定书。两国将在中国境内合作经营，进行铀矿的普查勘探，由中国方面组织开采，铀矿石除满足中国自己的发展需要外，其余均由苏联收购。此后，大批苏联地质专家来到中国，帮助进行铀矿的普查和勘探。4月27日，以刘杰，钱三强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苏联答应在1955-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1955年10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开始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

几经曲折之后，1956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国防新技术协定》标志着苏联在尖端技术方面对华援助的性质已经改变:苏联真正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技术装备援助了。

周恩来在1958年3月曾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

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和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国，标志着中国正在 “向原子能时代跃进”。聂荣臻在移交典礼仪式上说: “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将促使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原子武器并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垄断得了的。”随后的1959年，是中国核武器大发展的一年，核燃料生产与核爆炸研制两个系统齐头并进。

就在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时，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了莫斯科延缓以至最后停止了对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援助。

>>苏联撤走专家

核武器诞生之后，反对之声也伴随而至。1946年6月，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伯纳德·巴鲁克提出了一项由国际组织控制核试验的方案，史称“巴鲁克计划”，而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很快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苏联的计划。从此，美苏之间就开始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限制核武器发展的谈判和争吵。

1958年5月9日，赫鲁晓夫向禁止核试验迈出了一大步。 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同意在日内瓦召开一个专家会议来研究为核禁试成立核査监控体系的可行性。日内瓦专家会议于8月21日结束，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发表了声明。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金门。对赫鲁晓夫来说，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任何通气的情况下，突然采取如此重大的军事举动，不仅是无视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而且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藐视。

无论毛泽东炮击金门的初衷如何，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台海危机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停止向中国进一步提供有关核武器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原子弹的样品。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爆发激烈争吵。

1960年7月16日，苏联向中国递交了关于撤走在华专家停止原定设备材料的供应的照会。到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

在苏联停止技术援助、撤走专家后，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决策层在发展原子弹的问题上出现了“上马派”和“下马派”。军方的陈毅、聂荣臻、贺龙、叶剑英等坚决主张继续搞下去。毛泽东赞成这个意见。

>>美国1900枚核弹头对付中国

面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现实，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态度强硬毋庸置疑，但是又不能过分刺激中国，把中国逼上一条绝路，这个“度”掌握的好坏，决定着未来的美国对华关系，甚至整个东西方关系。

1964年9月15日，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与约翰逊总统一起讨论中国核武器问题。一致认为:

“我们不赞成现在就无缘无故地单方面地军事袭击中国核设施……如果苏联政府感兴趣的话，采取联合行动是有相当可能性的。包括：对中国的核试验提出警告、放弃地下核试验，鼓励中国在核问题上承担责任，在预防军事行动方面，制订一个采取联合行动的条约同意对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高空侦察是比较合适的。”

这些结论定下了此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政策的基调。军事打击弊多利少，在以后的岁月里，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在不放弃军事威慑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采取外交手段遏制中国研制核武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面对意料之中的核试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再一次对中国的核能力进行商讨，但并没有对其政策进行调整。

10月19日，总统约翰逊约见国会两党领袖，并且请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和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分别介绍了中国的核试验情况。麦克那马拉侧重论述了在中国核试验以后美国的战略地位问题。他认为，美国现在拥有约2700枚原子弹，其中800枚对付苏联，其余对付中国是足够的。美国有能力抵抗中国的核威胁，从而给国会官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本文根据沈志华教授、詹欣博士后的论文整理)

(摘自《世界博览》2009年第24期)

作者：张翼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