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医院感染科党支部老中青三代医学专家交流讨论。前排左起:王明贵、张婴元、汪复、翁心华、张文宏；后排左起：黄海辉、陈澍、杨帆、张继明、胡付品、邵凌云。本报记者 袁婧摄
“我就是一个退休老人。”这是82岁的翁心华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他谈吐风趣，让人如沐春风。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翁心华接到的采访邀约不断，不仅因为他是上海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老师，更因为17年前，他也在相似的位置上工作过——2003年，翁心华是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
难怪圈内有不少人说，张文宏的“接地气”是有土壤的，这块土壤就来自“华山感染”。
这其实并非“华山感染”17年间“唯二”的出征。在一次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华山感染”从未缺席，但若非如此梳理，知晓者着实不多。这回，张文宏也对媒体说过：“当一切过去，我会Silently（安静地）离开”，回到“角落”。
这并非“戏言”，感染病学科长期以来就是“角落学科”。从戴自英到翁心华、张文宏，华山感染病学科半个多世纪走来，也历经三代坚守。
新冠病毒全球蔓延，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感染病学等“角落学科”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这，就是“防线”的意义。
谈“非典”
“有些事现在可以说说了”
■上海防控新冠肺炎的策略与“非典”时期有很多相似，坚持流行病学调查，坚持疫源地接触史就是重要一条
翁心华与张文宏师徒俩。| 华山医院供图
复旦大学3月28日发布消息称：张文宏新著《2019冠状病毒病——从基础到临床》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将向西班牙等海外国家提供免费版权。
翁老谈“非典”，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也是写书。
边抗疫，边写书，师徒俩如此相似。
那是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非典”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2003年2月，上海拉开防治“非典”的序幕。时任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翁心华，受命出任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突如其来的瘟疫，在广州先暴发，全国其他地方了解得很少。”这是翁心华对“非典”的最初认识，当时他刚从澳大利亚参加完学术会议回到上海。
于是，翁心华让学生张文宏、章晓冬赶紧搜集国内外相关资料。“这份资料并不厚，拿到它后，我心里有底了。”翁心华说。
2003年5月，《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出版，这是国内最早介绍“非典”的专著。
一边“交手”，一边“认识”，这就是与新发传染病的过招。
2003年3月27日，上海首例“非典”患者出现：一位从香港归来的女士来到上海一家区级医院就诊，随即转入上海定点收治机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4月2日，她被确诊患“非典”。
当时，上海的呼吸科、感染科、临床流行病学等专家20人组成专家咨询组。翁心华回忆，比他资深的专家不少，可能是他刚出任第七届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的原因，于是被推到了“组长”的位置上。
“挑战不小，压力很大。”翁心华说起一件往事，那是2003年4月14日，卫生部公布了“非典”的五条临床诊断标准：流行病学史、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和体征、早期白血球计数不高等实验室检查结果、肺部影像学病变、抗菌药物无明显效果。到4月20日，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不再强调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同时符合第二、三、四条标准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
上海要不要调整？当晚8点，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紧急召集专家组会议，翁心华与不少专家提出，不太同意删掉“有流行病学史”。翁心华对那晚记忆很深，会议持续到深夜11点多结束，他走出疾控大楼，发现外面下着倾“缸”大雨。
第二天上午，刘俊把翁心华和当时的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俞顺章请到位于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的指挥部办公室。翁、俞等上海专家对调整临床诊断标准的意见，以致电的方式，直接转到了卫生部。
不久后的5月3日，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标准。
“我们当时确实承担了一点压力，但大家都认为，坚持这样的筛查原则，对上海‘非典’防控很重要。因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如果把这些都作为‘非典’疑似病例隔离，不仅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还可能让真正感染的患者住不上院。”时隔17年，翁心华说，有些事可以说说了：第一，上海当时并非“另立标准”，而是坚持了卫生部以往的标准；第二，上海“相信专家意见”，这点让他很感慨。
谈及眼下，他说，上海防控新冠肺炎的策略与“非典”时期有很多相似，坚持流行病学调查，坚持疫源地接触史就是重要一条。在流行病防控领域，“严把关口”是一条重要精神。对此，张文宏有句话说得很形象：“如果把网撒得太广，反而捉不住真正的大鱼。”
谈新冠
“诡异”“狡猾”“可以对付的”
■“17年前，就在这个房间，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
图源：新华社
时隔17年，“疫”魔再度来袭。此次的新冠病毒和当年的“非典”相比，有相似，但也有不同。
今年1月24日，除夕，武汉封城第二天。翁心华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为此，他取消了当晚的年夜饭，学生张文宏开车来接他。在车上，翁心华对张文宏说，“非典”时，上海前后半年时间，一共就接手了8个病人；可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过了4天，就有20个确诊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点）。“第一感觉是，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比‘非典’还要更强一些。”
那晚走进会议室，翁心华发现，很多人已不认识了，但有些人又是格外亲切的。“17年前，就在这个房间，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
疫情之下，翁心华响应弟子号召，“闷在家里战斗”。谈及新冠，老先生给出三个词——“诡异”“狡猾”“可以对付的”。
“这次的新冠，看起来毒力不强，但深入研究发现，新冠病毒的S蛋白与宿主细胞ACE2之间的‘亲和力’是‘非典’病毒的10到20倍。就是说，它非常易感染。虽然上海、武汉等地都已经控制住了，但国外的感染者依旧这么多，这就是它的诡异之处。”翁心华还注意到，有研究认为新冠病毒来自蝙蝠，有认为来自穿山甲等中间宿主，也有研究认为新冠病毒已存在很多年。但是，它为何在这个节点暴发，今后会不会定期“来犯”？关于这些，学界目前都还没找到答案，这是它的“狡猾”之处。
翁心华给新冠的第三个定性的词是：“可以对付的”。“目前新冠病毒患者以轻症居多，虽然还没有特效药，但专家们已总结了一些有效的治疗方法、药物组合，疫苗研制也在推进中。”翁心华笑言自己“文学素养不高”，不论学医时代，还是从医时代，都是“宿舍、饭堂、图书馆、病房”的固定轨迹，但一辈子从事感染病学科的救治工作，他认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一句名言特别适用于历次与病魔的战斗：“人生最大的荣耀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一次跌倒后都能再爬起来。”
人类与传染病的战斗正如此，历次经验证明，人类最终一定能战胜病毒。
谈弟子
庆幸优秀学子视此为“殿堂”
■“我们这个学科特别团结，虽说有时条件艰苦，收入也少，但大家有‘共同语言’，有我们的快乐”
上世纪80年代华山感染科疑难病例讨论会。| 华山医院供图
尽管是“角落学科”，但近距离看“华山感染”，你又会惊叹，自戴自英开始，这里始终名医云集，还有一代代优秀学子将此地视作“殿堂”奔来。
翁心华跟记者透露了一件事：从戴自英、徐肇玥，到自己和张文宏，“华山感染”的历代主要负责人都是党员，都担任过科室的党支部书记。“我们这个学科特别团结，虽说有时条件艰苦，收入也少，但大家有‘共同语言’，有我们的快乐。很幸运，这么多优秀学子愿意选择这里。”
翁心华门下有名的弟子很多。感染科不是受追捧的热门科室，工作还有危险性，收治的多是贫困地区患者，他究竟如何做到了“识才留人”？
1993年，翁心华第一次招收硕士生。那年3月，卢洪洲（现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只身来到华山医院进修，因为心内科要排队，就转到传染科。其间，他报考了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心内科硕士研究生。翁心华知道卢洪洲参加了考试并过线，就问他愿不愿意转到自己门下。“偶像”翁老师居然看中自己，卢洪洲当即答应，成为翁心华的第一个硕士生，后来又成为第一个博士生。
1999年卢洪洲博士毕业时，翁心华考虑在科里加强新发传染病研究。而新发传染病绕不开艾滋病，于是他就推荐卢洪洲去美国深造。如今，卢洪洲已是艾滋病防治领域名家。
1996年的张文宏，还在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有一次，张文宏到华山医院传染科实验室见朋友，与翁心华偶遇。初次交谈，翁心华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很聪明，思维活跃，就劝其转到传染科攻读博士。结果，张文宏当年就进入了传染科，在肝病专家邬祥惠教授门下攻读博士，翁心华也是导师组成员。张文宏主要跟着翁心华做结核病课题，因此也是翁心华的博士生，张文宏如今也是结核病领域的名家。
还有1997年博士毕业的朱利平，当时翁心华把他叫到跟前说，“从趋势看，除细菌和病毒感染，真菌感染是一个重点方向，你要不要关注一下？”多年后，朱利平成为了国内真菌领域的名家。
翁心华给每个弟子“一方天地”。如今，他的弟子个个是业内名家，在“自己的专业角落里闪闪发光”。也有人说，翁老的“高手”布局，背后深藏着一份情怀——正是因为这些领域少人问津，他索性布置自己的学生去琢磨。如同他说的那句话——“边缘地带总要有人守着”。
未雨绸缪，昔日着眼现代感染学科发展而布的局，如今终于成为了守护大众健康的一道道“防线”。
谈志向
风险一清二楚依然义无反顾
■“即使再给一次选择机会，我也还是会选择感染科，我们有自己的快乐与满足”
1988年甲肝暴发期间，华山医院医务人员在肝炎临时病房前。| 华山医院供图
其实，一辈子与各类感染科疾病打交道，翁心华也曾身处险境。上海人对1988年的甲肝暴发记忆很深，而此前翁心华就投身过肝炎防治工作。大约是1982年冬天，翁心华下工厂搞防治工作，吃住都跟工人一起，结束这次任务后，他一查，自己也得了肝炎，好在后来慢慢治好了。
翁心华说，从“非典”到埃博拉、禽流感，再到这次武汉、上海的新冠抗疫一线，他看着一批批“华山感染”的后生们奋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一般人或许不知感染的风险，但这批人，对感染的风险是最清楚的，依然义无反顾，这种奉献精神让他很自豪。
张文宏有一次跟老师翁心华开玩笑说，他们这群感染科的医生就像村口拿着红缨枪的村童，武器很少甚至没武器，但当敌人来了，他们会向村子里的人发出警报，他们就是替公众做这件事。而如果每个医院都有这样一批具有整体思维和公共卫生思维的感染科医生，国家就有了一道道防线——越多越好，越密越好。
“即使再给一次选择机会，我也还是会选择感染科，我们有自己的快乐与满足。”翁心华始终记得老师戴自英的告诫：“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他也总是对学生说这句话。
谈“华山感染”
哪怕是“边缘地带”，总要有人守着
■每周四，包括翁心华在内的科室“大咖们”依然坚持着疑难病例讨论会。对于如此坚持的原因，翁心华解释：“你得给患者留一扇门”
如同张文宏在多次采访里提到老师翁心华，在记者与翁老的对话里，他也多次提到自己的老师——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创始人戴自英。
华山感染病学科创始人戴自英。 | 华山医院供图
戴自英曾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1950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1955年，他创建了华山医院传染科，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传染科。1963年，他又在华山医院组建我国首个抗菌素临床应用研究室，从一台冰箱、一台恒温箱、一台烤箱起步，开展起合理应用抗生素的系统工作。
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国医院声誉排行榜”上，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已连续九年蝉联中国第一。华山医院现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贵在多个场合提到，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的整个亚专科是国内最全，与国际最接轨的。从戴自英开始，他们就坚持“两条腿走路”，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两条线组成。
1962年，翁心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其附属华山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彼时，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华的大学老师徐肇玥为副主任。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翁心华以及与他同代的学子简直就是戴自英的“迷弟”。“他查房，很轰动，前呼后拥，医院其他学科的进修医生都会赶来看。他查一个病人，要查一个小时，现场还要提问学生。”
戴自英是我国著名临床医学家，1957年抢救“钢铁英雄”邱财康一事轰动全国，当时他就多次受邀去瑞金医院会诊；他也是医学教学家，华山医院第一个博士点由他开设，第一批招了8个内科不同专业的学生，博学可窥一斑；他更是医学科学家、我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很多抗生素新药的临床应用都与他有关。
1984年12月，戴自英退休，翁心华接替他出任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也是从这时起，他有意识地请戴老师发表文章，为学科转型做准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医学界一度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以治疗肝病为主的传染病科。但有人慢慢意识到，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向“大感染”学科转型，这也更利于患者“求医有门”。
戴自英提出要厘清“传染”和“感染”的概念，一字之差，区别巨大。因为感染性疾病的概念要远大于传染病，还包含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2002年10月，翁心华当选第七届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如今的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为副主任委员。当时，他们的首要工作目标就是将传染病学分会改名为感染病学分会。可以说，这是从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爱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华——三任主委接力的结果，终于在翁心华的任上，“改名”成功。一字之差，掀开的是我国感染学科新篇章。
听翁心华一路分析的“华山感染”的发展脉络，可管窥我国感染学科的发展历程。他同时谈到，从事感染学科研究、临床诊治的人，并不多。
华山医院感染科近300张床位，大部分用于全国各地跑来的感染性疑难病例。每周四，包括翁心华在内的科室“大咖们”依然坚持着疑难病例讨论会。对于如此坚持的原因，翁心华解释：“你得给患者留一扇门。”
和“别人家的科室”相比，感染科也是“不挣钱的科室”。翁心华记得，多年前有一名基层医生写邮件给他表达苦恼，“医院不重视，人也留不住”。翁心华很受触动，当即回信：“你首先需要自己把业务做强，还要想到，如今高铁越来越发达了，但绿皮火车依旧存在。老人守站的新闻令人动容，为什么还要守着？因为总有一些边缘地带的人需要。或许，高铁没开进去，也或者他们坐不起高铁，绿皮火车就是他们与外界连通的生命线。我们这个学科何尝不是如此，总有一些边缘地带的人需要有人守着吧。”
翁心华后来没收到回信，不知下文，但他高兴地看到，2003年“非典”后，感染科越来越受到重视，二、三级医院普遍设立了感染科。“重视”，是发展的起点。
作者： 文汇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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