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及万物逻辑:皮尔士1898年剑桥讲坛系列演讲》

[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著

凯尼斯·莱恩·凯特纳 编 张留华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推理及万物逻辑》原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98年“剑桥讲坛”系列演讲的讲稿结集。在好友詹姆斯的极力劝说下，皮尔士一反常态，尽量采用那些未受逻辑和哲学训练的普通大众所能理解的术语，来呈现自己的思想。本书可以视作皮尔士对自身哲学工作完整而融贯的阐述，同时也是对其成熟时期思想清楚而透彻的介绍。另外，凯特纳和普特南的详尽导论亦有助于读者对全书内容的深入理解。

全书先从解释哲学的本性开始，继而阐明皮尔士自己的主张：数学提供了逻辑和形而上学的根基。此处，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60年代以来皮尔士思想中以下观点的最明晰表述，这种观点认为：推理区分为归纳、演绎和溯因三种类型。随后，皮尔士介绍了他主要的逻辑学说，还试图提供一套科学分类法、一种范畴理论以及一种科学理论。结尾处，皮尔士从“推理”转向“万物逻辑”，提出进化宇宙论来解释法则的实在性，并描绘了他在发展此种宇宙论时运用到的推理类型。

精彩书摘>>>>

数学之后承

K.L.凯特纳  H.普特南

皮尔士1898年剑桥讲坛系列演讲的总标题为“推理及万物逻辑”（Reasoning and the Logic of Things）。如果我们有权变动题目的话，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我们有充分理由将其改为“数学之后承”（The Consequences of Mathematics）。

第一个理由是： 最初，当皮尔士第一次应邀准备一组剑桥讲坛演讲时，他就想用他当时一直在撰写的材料——一项关于“事件逻辑”（logic of events）的研究课题。这个项目与最终的演讲略有不同。对它来说，我们提出的这个标题将是理想的。

早在剑桥之邀以前，皮尔士已经为这另外的项目准备了许多临时讲稿，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论题的草稿。这些最后都没能在1898年得以报告。这个遭受废弃的“事件逻辑”项目，其中有几处摘录被放到了《皮尔士文集》（以下简称CP）的多个分散章节下。另外，第一讲（“哲学与生活处事”）中的一部分以及一些早期草稿，在1931年以“至关重要的论题”（Vitally Important Topics）这个不精确的标题作为CP的一章（1.616-677）出版了。CP的编者们还推测皮尔士曾作过题为“至关重要的论题”的一些演讲，但（我们将看到）他并没有。这些段落以如此杂乱无序的方式呈现于CP，它们已产生了相当影响——这些影响中有的是负面的，因为常常有CP的研习者发现该章的资料令人困惑不解。这种疑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编者们疏漏了极其重要的部分。皮尔士1898年剑桥讲坛系列演讲的草稿或讲稿中，有一些以摘录的形式发表在CP 6.1-5、6.185-213、6.214-221、6.222-237及7.468-517中。同时，将他那些在实际讲稿成形之前的未被采用的草稿以一种精确形式单独发表，再附上资料说明它们如何与他的剑桥讲坛项目整体关联，那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将这些内容公之于众，能解答CP中由于对未采用草稿的删节而无意产生的一些疑问。

皮尔士之所以废弃这些草稿，跟我们愿意称（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该系列演讲为“数学之后承”的第二个理由有关。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第一次提议做这些演讲时，皮尔士想要呈现一组有点技术性的论题——“事件逻辑”，对此他计划大量利用数学和数理逻辑。那样做很符合他的主张，因为他最具原创性的思想贡献，他的“特种业务”（special business）就是“要把数学的严格性，［意思是指］近代数学的精确性，引入到哲学，并在哲学中运用数学观念”。但詹姆斯极力主张要牺牲数学和复杂的逻辑以便有更多的听众参加。然而，尽管或（更可能是）由于詹姆斯的建议，剑桥讲坛系列演讲成了皮尔士“特种业务”——应用数学于哲学之中——的一次绝好的通俗介绍。尽管如此，皮尔士的这位朋友仍建议他尽可能将自己的表达非技术化。因此，我们倾向于这一理想标题的第二个理由就是，皮尔士的哲学是他数学的一个后承，而这些演讲则向人们提供了一种途径以了解他对于该论题的思考方式。

第三点则是，“数学之后承”用语具有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皮尔士指出，至少从认识论上来看，数学是一门具有观察性、实验性、假说证实性、归纳性的科学，它的工作只涉及纯粹的假说而不关心它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应用。因为它通过对示意图进行实验去探索纯粹假说的后承，数学是实用主义准则的灵感泉源，是指号学方法论分部的瑰宝，是皮尔士思想的显著特征。他经常说起，实用主义准则几乎就是对于实验室中实验设计程序——推演出假说的可观察后承——的一种概述。而对于皮尔士来说，最简单、最为基本的实验室就是人们在数学中发现的那种对于图表（diagram）进行实验的实验室。（他在广义上来理解“图表”一词，包括用来对一组被研究关系进行建模的可视化的、可触知的或声音类实体。）数学作为一种关于纯粹假说的研究，是对于后承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方法被皮尔士用于其他科学中，最突出的是哲学，从而发展出无数更为广阔的后承。因而，我们之所以认为该标题理想，第三层含义可理解为： 那些演讲是“数学家所使用的一些研究后承的方法”，尤其是，它们乃最简单和最纯粹形式的实验室方法的模本。

本书首次将这一组演讲全部面世。我们很幸运能够最终见到它们，因为它们提供了对于皮尔士整个后期哲学的一种精确而且稍微通俗的介绍（在詹姆斯所运用的意义上）。就我们所知，在皮尔士著作中，还没有任何其他单篇作品能够让我们这样去说。

皮尔士在国际上被视为最杰出的美国思想者之一，却不为一般大众所知晓，而且很多学者对他的了解也很有限。这一点很奇怪。我们同意沃克·珀西（Walker Percy）的简明预言：“大多数人还未曾听说过他，但他们会的。”

这组演讲向专家和普通人提供了一条极为方便而完整的途径，以便了解皮尔士哲学中那些与无数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观念和洞见。

我们的目标是要设计出这组演讲的一个研习版本，以使得不论专家与否都能同样发现它们的用处和可读性。

皮尔士简介>>>>

皮尔士家族是处于辉煌的商业航海时代之巅的清教徒城市塞勒姆（Salem）最为显赫和最为富有的家族之一。后来几代的皮尔士家族人士，就像那个时代许多杰出家族如卡伯特家族（the Cabots）和洛厄尔家族（the Lowells）一样，从联邦的各地迁往首都地区。查尔斯（Charles）的祖父本杰明·皮尔士（Benjamin Peirce， 1778-1831）曾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而对这段家族史更为重要的是，他从1826年直到逝世都在做哈佛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他还写过一部哈佛大学史，死后得以出版。随着他从塞勒姆搬往剑桥和哈佛，这所大学和皮尔士家族之间开始了一段长期联系。正如俗话所说，皮尔士家族开始拥有“像哈佛色一样深红的血液”。

小本杰明·皮尔士（Benjamin Peirce， Jr.，1809-1880）在其49年职业生涯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哈佛校园的一位杰出人士。作为天文学和数学珀金斯讲席教授，他对美国及世界上整个科学和政治界都产生过影响。如果在19世纪中叶存在总统的科学顾问这一职位的话，小本杰明·皮尔士一定会担当此任。他的妻子莎拉·亨特·米尔斯·皮尔士（Sarah Hunt Mills Peirce）是美国参议员伊莱贾·亨特·米尔斯（Elijah Hunt Mills）的女儿，米尔斯是一个著名法学院（Northampton Law School， 1823）的创办人，美国第十四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是该法学院校友。

查尔斯·桑德斯（Charles Sanders）在小本杰明·皮尔士的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他的哥哥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长期担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和数学教授。弟弟本杰明·米尔斯（Benjamin Mills）在26岁时去世。剩下一位弟弟赫伯特·亨利·戴维斯（Herbert Henry Davis），在跟一家富有的新英格兰人联姻后谋得一份高贵的职业，做了美国外交官。女儿海伦·亨廷顿·皮尔士·埃利斯（Helen Huntington Peirce Ellis）在这个满是进取男性的家庭中备受宠爱。

查理（Charley，这是他一开始被人叫的名字）1839年9月10日出生于梅森大街（Mason Street）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至今仍在。皮尔士家距离哈佛园只有几分钟路程，与后来成为拉德克利夫园的地方距离更近。大约在1844年哈佛大学用大学财产在昆西大街为皮尔士教授特别建造了一栋房子，位置在塞佛尔会堂现在坐落的位置。在此，查理的父亲开办过一次令人激动的沙龙，沙龙非正式的成员名单可以构成当时主要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界人物的名人录。皮尔士在晚年反思他在此环境中的成长时说，他少年时极少见到“平常的人”。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查理的天才很早便被家庭和周围的人认识到了。小本杰明本人特别关心他这个儿子的教育，强调独立自主的学习，有时会让儿子坚持通宵达旦做练习以培养他的专注力。尽管如此训练（或最好说是，面对当时死记硬背式的教学风格，正因为这一点），皮尔士的学校成绩有好有坏。他读过各种私立学校、剑桥高中和哈佛大学，20岁时从哈佛大学1859届毕业。

因为担任其父亲在美国海岸测量局的项目助手，查理避开了内战。这是一场皮尔士家族普遍反对的战争，虽然他们在剑桥的邻里们看法正好相反。1867年，小本杰明成为测量局的主管，查理获得了名低实高的助理职位，负责重力测量。皮尔士同梅露西娜·费伊（Melusina Fay,一个同在剑桥长大的伙伴，她的家族在创建拉德克利夫中起了很大作用）结了婚。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里，他有时兼职在大学演讲，有时在美国境内和欧洲为测量局做重力研究，有时参加高层次的国际物理学会议，后来还获得一个兼职职位，作为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逻辑讲师。19世纪70年代早期，皮尔士同一个非正式的研讨小组的成员们有着一种特别重要的联系。这个研讨小组由他的哈佛同学构成： 威廉·詹姆斯、小霍尔姆斯（O.W. Holmes， Jr.）、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弗兰克·阿博特（Frank Abbot）、尼古拉斯·圣约翰·格林（Nicholas St. John Green）、约瑟夫·班斯·沃纳（Joseph Bangs Warner），还有他们的“舞蹈教练”和留校师兄昌西·赖特（Chauncey Wright）。詹姆斯称皮尔士在这个“形而上学俱乐部”（一种半戏谑的叫法）活动期间创造了实用主义哲学。也有人指出这些讨论对于后来成为法官的霍尔姆斯的法律哲学有着类似的影响。

尤其是在1870年代后期，皮尔士就像沃克·珀西所说的“列车上的人”。他是一个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特点、追逐升迁的科学人，他在两份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之间穿梭，身体已经透支： 一边继续在华盛顿及其他各地为美国海岸测量局工作，一边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事和一小群富有才华的学生一道工作，是当时符号逻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或许由于他的过度工作，皮尔士的婚姻（这原本就是一个相当实际和传统的结合）和健康状况都开始受损。最终梅露西娜离开了他。紧接着一次灾难性打击袭来，就像是一出希腊悲剧。一位敌视皮尔士的人告诉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董事说，皮尔士在与梅露西娜分居但尚未离婚时就与朱丽叶（Juliette Froissy）同居。而且，皮尔士年长朱丽叶约25岁，这也带来了问题。他虽然已经处在了获得一个终身逻辑学教授职位的机会边缘，却在1884年1月被校长吉尔曼突然辞去。这一事件在美国大学管理层中广为流传；再加上那个时期多数大学有着教会基础，这很可能就是皮尔士从未再获得其他长期学术职位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因素是他“难以适应”社会的性格（人人都知道他讲话不客气、容易发怒、个人主义）。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位美国最伟大的精神导师，虽具有完美无瑕的学术天资和传承，却被美国学界排斥在外。甚至哈佛也不能接受他，尽管有詹姆斯和其他人的努力。当然，之所以这样，也受到了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校长对皮尔士父亲持有的不友好态度的影响。

查理离开巴尔的摩后，回到华盛顿及其他偏僻的实验基地，专注于他的重力研究。虽然最终他与朱丽叶结婚了，但他在各个领域的事业发展都遭受打击，以至于渐渐走到了尽头。1880年父亲的逝世，不仅让他失去了父爱，也让他失去了一位支持者和保护者。在结束重力测量工作之后，他于1891年从测量局辞职。他在整个1890年代想尽各种办法创取一份独立收入，以便为他所渴望的贵族生活方式提供经济基础。但由于他几乎不具有任何经营能力，所有这些尝试都归于失败。凭借一份家族遗产，他和朱丽叶在宾夕法尼亚州白克县的米尔福德——特拉华河畔的一个度假区——购买了一处宅邸。他仍旧在纽约、剑桥、米尔福德和其他各地来回穿梭，而此时已在走下坡路了。在那些岁月中，他来回跑，做各种临时工作，或是一些无报酬的大公司职务，或是参加国家科学院会议，偶尔也在洛厄尔学院之类的高等场所演讲；他还一直想“再多试一次”以获得学术职位。其间，他从朋友那里寻求借贷或其他形式的帮助，但只够维持生计。真希望他生活在100年之后！在他这个生命阶段，一位30年工龄的世界级科学家应该能依靠退休金生活了。

在1910年威廉·詹姆斯去世前，这样的艰难生活一直继续着。皮尔士的这位密友（还有无数仰慕者的帮助）为他提供了一份差不多算是养老金的资金，以维持他的最低生活（作为对詹姆斯帮助的感激，皮尔士在晚年生活中非正式地在其名字前增加了“Santiago”——代表“Saint James”）。

然而，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历经所有这些不管是美好的还是悲惨的岁月之后，他一生仍坚持写作，从未停下。他最为钟爱的论题是哲学、逻辑学、数学和科学： 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在米尔福德附近美丽乡间的书房里，一位大师在平静而秘密地成就自身。

在皮尔士的著作中，有许多重大主题，但中心主题可能是他对于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理论的追求。皮尔士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他把他所追求的科学等同于逻辑学（同样是一个广义概念）。正因为出于对统一性的追求，他专心于几种科学分支的积极研究： 他希望站在一个立场，从通晓科学实践的人的观点出发，深入思考科学之本质。就这一点而言，他属于卓越的少数伟大哲学家之一。他是当代形式逻辑的奠基人之一，令他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是： 正是他在该领域的成就，为他入选国家科学院奠定了基础。至今仍然活跃的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是仅有的另一位被给予同样荣誉的人。

1914年皮尔士因癌症过世后，他为数不多的在世门生之一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安排将他卷帙浩繁的书稿运往哈佛。这些书稿最后存放在霍顿图书馆，由图书馆和哲学系负责维护。皮尔士发表过近1万页的作品，手稿多达约8万张。在很多时候，他一定是在不停地写作；或许这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释他难以相处的个性。

但是，由于他热情地投入对真理的无私追求中，因此，我们在钦佩他的成就的同时，可以试着原谅他的过失。

皮尔士作为一位重要思想家的名声在他去世以后日渐高涨，我们相信这份声誉将更为卓著。1989年9月5日至10日，哈佛举办了一次国际会议，以纪念皮尔士诞辰150周年。当时，来自众多领域和全球各地的重要思想家，在几乎没有会议方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聚集在桑德斯大剧院（该剧院是以皮尔士家族的一个亲戚的名字来命名的），推动对皮尔士作品内部资源的探究，发掘其研究工作中与当代热点问题相关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