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 | 章学诚的遇与未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轼《题西林壁》

 

近代有一小部分代表性的人物,乃经后人考掘方才出土,章学诚(1738—1801)便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位。参与发掘者胡适(1891—1962)便直言不碍:章氏首起的褒扬者乃是东瀛汉学家内藤虎次郎(1866—1934),之后“国人始知章先生”。

 

原来胡适缘见内藤氏1920年始作的《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年方继起扩充而补订。从此,唤醒学界对章氏的历史记忆,章氏方才成为瞩目的人物。按章氏横空出世,志大才高,生前却逢时不遇,相当地隐微,恰如古语所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试举一例,以概其余:他的姓氏,致为时人张冠李戴,将“章”错作“张”,如是可见一斑。于百年之后,方经中外学界重新发现,再次粉墨登场,重回历史的舞台,大放光彩。

 

始自余师在1976年刊行《论戴震与章学诚》,援用了伯林(Isaiah Berlin)的“刺猬”和“狐狸”的譬喻,以彰显章学诚和戴震二者学问的特征之后,中国思想史的园地便骤然成为动物园了,一大群“刺猬”和“狐狸”在各种学术议题到处流窜奔跑了。可见该书影响既广且深。由于该书基本上业已烘托出章氏“未遇”的情境,拙文只需择要点出,而将小文的重心移至爬梳民国初年章氏之所“遇”了。

 

清代考据学的领军人物戴震(1724—1777),素以考核精谨,博洽多闻,为时人推崇备至。惟他生平自许甚高的义理之作——《论性》《原善》,竟连素来赏识他的师友,朱筠(1729—1781)、钱大昕(1728—1804)等考证大家都奉劝他“空说义理,可以无作”,遑论其他。尤其章氏理学气味甚为浓郁的〈原道〉〈原学〉〈朱陆〉诸文,更不堪闻问了。

 

而章氏身处考证学风高涨的场域,对于自己的学问未能受到时人的认可,却颇有自知之明,他不讳言道:


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己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仆未尝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贵之知希也。(《答邵二云书》)


他甚至不轻易把自己的文字示知于外人。一方面,他渴望文史校雠的文字可获得该时学界重镇——钱大昕的青睐;另方面,却央求钱氏说道:


(己行文)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见《章氏遗书》)


这种欲迎还拒的矛盾情结跃然纸上。另方面,他又伟岸自喜,不屑与世儒合流,反而亟于独树一帜。


章学诚像


 

20世纪初年,起自梁启超(1873—1929)受西洋史学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对传统中国史学施予一连串猛烈的抨击,时风易势,固有史学的堡垒遂亦不保。此不啻对重新评估章氏史学提供了极佳有利的条件。故章氏终得假道“通史”、“史料”诸概念,见重于时流,盖缘之有故。

 

要之,自从胡适将章氏《文史通义》的核心概念——“六经皆史”说中的“史”诠释为“史料”,这几乎变成章氏名言的正解,而附和者亦不乏其人。梁启超、金毓黻(1887—1962)等诸人均是其同调。如此一来,章氏学术便和新近输入的西洋史学接上轨了。从此,新史学中“史料”的核心观念便取代了固有史学里经书和正史的神圣性和规范地位。但此不啻将“六经皆史”化约为近代史学描述性的客观材料了。

 

其次,章学诚贬抑“断代史”(若班固《后汉书》),而推崇“通史”(若司马迁的《史记》、郑樵的《通志》);不意在新时代和西洋史学的“通史”(general history)接笋了。民国初年的史学名家何炳松(1890—1946)致称誉“章氏所主张的通史和我们现在所说的通史完全一样。”而且比起司马迁、郑樵尚青出于蓝。要之,章氏的“通史”只不过旨在打破传统“断代史”的藩篱;与近代史学的“通史”不免尚有落差!虽说这只是貌似神异,并无妨其取得暴名了!

 

析言之,民国初年,经过胡适、梁启超等人对其史学概念“创造性的转化”,章学诚遂得适时搭上西方史学的顺风车,一路直抵扬名立万的终点站。换言之,在新史学不同观点的重新聚焦,章学诚因缘际会成为近代史学的先行者了。毋怪日人内藤氏会说到:中国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学者,也很难发现其理论的真意。直到最近中国才有一些“治西方学问的人,开始认识章学诚史学的真价值。”(《中国史学史》)

 

民国初年由于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吹起一股揄扬章氏史学之风。承其余绪迄今未衰,迄20世纪下半叶犹有西方汉学家若法国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和美国的倪文孙(David S. Nivison,1923—2014)推崇章氏史学不遗余力,咸认为章氏乃是时代的先驱,中国传统史学的转折点。他们倾向以欧洲“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观点去阐发章氏的“六经皆史”之说,甚至取约略同时代意大利的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做对比。但这绝非漫无节制的,例如,早先留美归国的何炳松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不遗余力,告诫我们,莫把章氏的史学鼓吹的过份,使得章氏和我们都流入腐化一条路,而且误导大家忽视了西洋史学近来对史学上诸多重要贡献。他相信“历史能否进步、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用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他们。”职是之故,他主张“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罢!”这类观点不只为具有留洋背景的学者所接受,且连从未踏出国门的吕思勉(1884—1957)亦表同感。吕氏比较章学诚与现今史家的异同时,他如是评道:


他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历史研究法》)


吕氏所谓的“别种学科”,无非意指西方优势的“社会科学”。当时新史学的特色正是如此。职是之故,章氏史学固然得重现风华,但不能保证永远随着新史学的发展水涨船高。

 

总之,章氏因讲求胸臆为断的“史意”,其别出心裁并不见容于讲究实事求是的考据时代,但又因推重“通史”、阐发“六经皆史”说,却不意貌似世纪之际的西洋学风,而受到揄扬。嘲讽的是,在清代传统学术的语境,章氏的学问备受打压,而却在民国新史学的语境,掌声响起,这是章氏所始料未及的。其遇与不遇,盖时代学风有以致之乎?





  作者:黄进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