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上海解放对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这段辉煌历史的方方面面，已在不少老电影中呈现，给几代中国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区别于文字记载，这些电影以影像的方式，提供了一份正面战场及“看不见的战场”在上海解放前后惊心动魄的斗争史。在这些老电影中，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迅速稳定局面，恢复上海的生机、保卫上海的安全这些历史难题的答案；也有这段伟大历史中永不湮灭的细节与注脚。
《战上海》：
真实记录了上海解放的历史进程
解放上海是我军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城市攻坚战，从5月12日起至27日结束，共经历16个昼夜。整个战役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为一体，采取积极主动，战术灵活的战略方针，同时有效的保护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完整，也为我军在之后的城市攻坚战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作为一部非常出名的战争军旅片，《战上海》根据上海解放的史实改编，片中通过敌我双方在上海所进行的几次重要的军事较量，重现了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协助下，解放上海的辉煌历程。
电影评论者石川认为，这部摄于1959年的片子之所以成为经典，最大特点在于真实记录了上海这座城市解放的一个历史进程。比如，有种说法“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因为上海有许多建筑都是近代史的经典，为维护城市原貌，“战上海”一役对火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影片里有一场仗，发生在四川路桥，现在这幢建筑还在，就是上海邮电总局的所在地。当时，国民党残余在那里负隅顽抗，解放军准备过桥，但为了保护这些历史建筑，规定不许使用炮轰，许多解放军战士在巷战中牺牲。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战斗英雄赵永生，为炸地堡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扫成重伤，还坚持爬向终点……深知不能用重火力掩护战友的我军战士，只能眼睁睁看他中弹倒下。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倒在了上海即将解放的黎明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战上海》是导演王冰在与人合导了《激战前夜》《长空比翼》之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在当时，其构建恢宏的战争场景，其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都是同类战争片中少有的。该片所有的外景拍摄都是在实景地进行的，许多的群众演员是由学生、工人、小店主主动报名、无偿出演的。电影中所出现的枪炮、武器也都是真刀真枪，不过是空包弹而已。凡此种种，使《战上海》具备了质朴战争的特点，有些战争场面比现在高科技制作出来的更见真实。影片在内容上不仅描写了我方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的众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感人形象，也将蒋军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分崩离折的困境予以深刻的展示。导演以自己对战争生活的真切感受，把影片处理得简洁明快且富有气势，使影片具有了史诗般的特点。
《陈毅市长》：
意味深长的两顿饭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也是电影《陈毅市长》的着眼点。
这部1981年上映的影片，讲述的是上海刚刚解放，陈毅同志出任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他以超高的智慧，依靠工人阶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积难重重的上海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该片由黄佐临、付敬恭、罗毅之共同执导，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都可称水平不俗。比如在刻画人物的个性上，有两场吃饭的戏非常典型。
一场是陈毅市长与工业局长顾充同往国华纱厂经理傅一乐家中赴宴。资本家太太想在陈毅市长面前表现一下高雅，放了一个交响乐唱片时，陈毅听了几句说：“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这令资本家夫人大吃一惊：“陈市长懂交响乐？”陈毅轻松地说：“在法国留了几年学。”资本家夫人原本以为共产党的将领都是只会打仗的土包子，没想到这是一个吃过洋面包的，顿时气焰就矮了三分，这对陈毅最后说明服资本家支持共产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场戏是陈毅1950年春节，带着傅一乐到工人徐根荣家拜年，让他亲眼目睹了工人吃豆渣过年的事实，市长通过与工人师傅一起吃豆腐渣，教育了工商业主傅一乐，也改变了劳动者对傅一乐的敌对情绪，十分高明又自然地调整了劳资关系。
还有一场戏虽然不是吃饭，但也通过是陈毅市长夜访生物化学家齐仰之，来刻画他的性格。化学家开门问：“你找谁？”陈毅回答：“我找你。”化学家问：“你是谁？”陈毅回答：“陈毅。”化学家想了想说：“不认识。”关门了。陈毅在站外忍住火说：“这么个大上海我都进来了，我就不信我进不了这个门。”在想办法让齐仰之开了门之后，陈毅又用激将法说：“虽然你是一个中外知名的化学家，但是有一门化学你是一窍不通啊！”化学家忙说：“学者以无知为最大耻辱，向市长请教，什么化学我一窍不通？”陈毅说：“社会变化之学！”接着陈毅说服了齐老出山为新中国生产国产的盘尼西林做贡献。陈毅同志的韧性和机智风趣令人信服。
电影虽然是艺术的虚构与加工，却是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公开披露的资料显示，为了尽可能团结在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由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同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正式会面。
会议参会人数300人，开得很成功。座谈会后不久，刘靖基先生到中国银行二楼找许涤新，想请他出面，他和荣毅仁二人想要邀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在一次市委会议上，许涤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会上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刘晓和潘汉年主张去，理由是我们如果应邀吃饭，就会使上海的工商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接近的，我们同他们接触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陈毅问许涤新：“你是搞统战的，又是工商局长，你看去不去？”许涤新说：“我也做了反复考虑，我认为可以去。他们请客，我们应邀并不专为了吃，还对开展统战工作很有好处。”最后陈毅笑着说：“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敢去的，我不勉强。”
家宴那一天，陈毅不仅带去了刘晓、潘汉年、许涤新等领导干部，还带上了夫人张茜和孩子。在荣毅仁的家里，他和大家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吃到晚上11点才散场。这次家宴很快传为美谈，在工商界的上层人物中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人说，真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人则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
《霓虹灯下的哨兵》：
党和人民军队是这样严肃纪律、解决矛盾的
众所周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原型是大名鼎鼎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影片最初是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等创作的一部话剧。剧作者通过一支连队进驻大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后的经历，既展现了上海在解放之初各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更回答了党和人民军队是如何严肃自身纪律，面对现实、解决矛盾的。
作品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包括要与革命伴侣、农村妻子离婚的排长，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学生相爱的战士等，都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作品在彩排时引发了争议。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在到上海视察工作时，经陈毅介绍，见到了编剧沈西蒙。他立即跟沈西蒙热情握手，并要他谈谈《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创作情况。沈西蒙讲了为突破真人真事局限，通过塑造陈喜、童阿男等人物，展开描写了内部矛盾交织、激化冲突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频频点头说：“好啊，好啊，可惜我还没看到戏!”沈西蒙立即兴奋地说：“总理什么时候要看，我们什么时候把戏送去给总理看!”周恩来颔首应允。
据史料记载，1963年2月16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京演出。周恩来偕同刚出国访问归来的陈毅还有其他好几位首长，成为了该剧的第一批观众。4月2日晚，周恩来约前线话剧团的主要演职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萧华、夏衍、田汉等人，分别对该剧涉及主题、导演处理、人物台词、演员服装以至音响和道具等方方面面，提出了30多条意见。
诸如赵大大捡到人林乃娴丢的钱包，第六场才归还，这样不妥，有损赵大大的形象，解放军拾金不昧，钱包应该马上交还；女特务曲曼丽穿一身考究的裙装，上海解放初期，这样的人是不会穿这种服装的，要朴素些，像个工人，不能一出场就让人看出她是特务。
周恩来还和蔼地对春妮的扮演者陶玉玲说：“春妮，你念的那封信写得好，念得也好，很使人感动，但是我来问问你，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陶玉玲回答：“小学文化程度。”周恩来笑着说：“哦，小学文化程度，能说出两小无猜吗?”大家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又说：“唔，这句词也很不口语化，可以改一改嘛。”陶玉玲想了想说：“那就改成‘从小在一块’好吗?”周恩来马上给予了肯定。
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拍摄。周恩来当面交代夏衍，要他负责将话剧改拍成电影，并提出“苛刻”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全国放映，引起极大反响。
《永不消逝的电波》：
那些牺牲在黎明之前的地下工作者
历史中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与铭心刻骨的斗争经历，给了银幕无限的创作空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由孙道临饰演的发报员李侠，有着真实的人物原型，他的名字叫李白。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无数像李白一样的地下工作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10年5月，李白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家坊板溪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李白13岁便到一个染坊当学徒，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很多人不知道，对电讯技术而言，李白曾是半路出家的“菜鸟”。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利用反“围剿”时缴获的国民党军电台，建立了无线电学习班，李白被挑去参加学习。老师脾气急躁，对李白经常呵斥。但李白一言不发日夜加班学习，被大家称为“学习上不知疲倦的人”。后来，那位老师惊讶地发现，他认为最笨的徒弟，在一些技术上已赶超了自己。
1934年10月，李白踏上了长征之路，经历了三过草地的艰辛。他在担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时，要求报务员个个要将“电台重于生命”，这也是他终生矢志不移的座右铭。
1937年10月，李白赴上海负责建立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的空中通道。电影中，有一个李侠在工作中用黑布条遮挡灯光的细节，便取材于真实历史。每晚，当别人酣睡时，李白悄悄起床，端坐在发报台前，拧下25瓦的灯泡换上9万的，这样从外面隔着窗帘就看不见屋内的灯光。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和贝勒路(现黄陂南路)交界的三层楼房中，他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
刚到上海时，李白是单身一人，租房容易引起怀疑，于是组织上派青年女工、优秀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以掩护电台工作。一开始，裘慧英并不习惯假夫妻生活，朝夕相对的工作和交流让两人逐渐产生了真感情。后来，经党组织批准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他们的家也成为充满革命精神的秘密斗争之家。
李白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被日寇和国民党逮捕。任凭敌人使尽酷刑，他都坚决不泄露党的秘密。
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关系，他传递的情报为我党在抗战的战略反攻中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李白与夫人回到上海，继续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工作。
1948年12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李白在向党中央拍发长江防务等情报时，被国民党特务用分区停电的方式，利用美制专用探测器测出电台位置。在遭受敌人重重包围时，李白让妻子将儿子赶紧送到楼下掩护同志家中，自己镇静地发送完情报、销毁密码、处置电台后被捕。
和电影中一样，在被捕后，李白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利诱，也扛过了老虎凳、拔手指甲等酷刑轮番逼供，以超常的钢铁意志，始终坚贞不屈。
1949年4月，李白被秘密转押至国民党南市警察局蓬莱路看守所。他通过一位出狱难友发信给妻子，约好让妻子到看守所后面一家老百姓的阳台上与之隔窗相见。当时，他的双腿已被老虎凳压断，不能站立，只能靠难友的托扶爬到窗口见妻儿一面。而那时的李白只关心解放军的胜利进展，他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等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
1949年5月7日，根据蒋介石口授的指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李白被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处决。
20天后，上海解放。
作者：陈熙涵
编辑：邵岭
责任编辑：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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