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美国举国上下关于农药危害性的争论，是由生物学家、科普作家卡逊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开启的，该书谴责滥用农药引起环境破坏（书名指的是农药滥用导致大量鸟类死亡、春天没有鸟声）。争议一开始，科顾委得到肯尼迪总统授权对此问题进行调查。科顾委在1962年任命了一个小组，成员主要是一批生物学家[包括当年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分享诺贝尔奖的沃森（James Watson）]，而不是农药专家，来讨论卡逊提出的问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科顾委认为农药专家在该问题上有利益冲突。而科顾委研究报告《农药的使用》（The Use of Pesticides）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当时没有人在研究农药长期的影响，单从这点上来说，卡逊拉响警报是对的。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及其著作《寂静的春天》
这个例子也说明在科技咨询过程中，科学顾问独立性的重要。我在研究这份科顾委报告的出炉过程时发现，报告的撰写过程中争论非常激烈，背后农业部和内政部意见相左——农业部极力推动农药的使用，而内政部的职责是保护环境。最后，科顾委的报告得出结论，农药确实在农业和公共卫生如控制蚊子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滥用，最重要的是人们不清楚它对环境的长期影响。肯尼迪在这件事上表现也非常好，他听从了独立专家的意见，基本上摆脱了利益集团的干扰。当科学顾问把科顾委报告提交给总统，总统马上就说，我要提交法案给国会通过，开始改革。
科顾委在《农药的使用》里把科学家的定位讲得非常好。它说，科学家不能代替政府和公众来制定公共政策，不能剥夺民众和民选官员的决策权，但是科学家要给公众提供信息，让公众在好的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如何能保证科学家提供的信息是公正的、不受或少受利益集团影响的呢？报告认为，要公开化、透明化，这样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反映，公众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比如，科顾委报告提出，所有关于农药监管的数据应该公开，以便让数据的假设有效性和可靠性接受公众和科学共同体的严格审查。而且报告提出，以科学为依据的决策，也不能等到所有科学问题都澄清了才来做决策。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面要以最新的科学根据做决策，一面又要根据更新的科学改善决策，这也是很明智的做法。
从历史、哲学角度出发，卡逊认为，农药和其他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我们的技术可以非常发达，比如农药就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技术，但是我们相关的科学研究，比如从生态学和其他学科出发对农药的长期环境影响进行的研究却非常少，当时几乎没有人去研究。卡逊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海洋生物学家，一个科普作家，在当时她属于科学共同体中的边缘人物，但她对争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科顾委赞同卡逊的意见，提出要加强环境问题的多学科基础研究，而且与卡逊一样，指出农药问题只是众多环境问题的冰山一角。到了1964年、1965年，科顾委做了第二个环境报告《恢复我们的环境质量》（Restoring the Quality of Our Environment）。这个报告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全面检讨了当时美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非常有价值。中国现在也像美国1960年代一样，正面临工业化带来的多方面环境问题，非常需要从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角度来提出应对措施。值得一提的是，这份科顾委报告在美国政府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温室气体排放会引起气候变暖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受到重视，可能是受到越战分散政府注意力的影响，以及当时大家都认为总有一天会找到技术解决措施这种思维有关。
（节选自《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在国家天文台的讲演：冷战时期到奥巴马时代美国科技决策咨询研究》，刊2016年9月30《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王作跃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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