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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国民政府面对国内“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敌探满朝”的危险局面，开始加强了反间谍和除奸措施。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也同日本特务和投敌者进行激烈的地下交手。中美合作所也担负对日进行技术侦察的任务，曾成功地破译日军密码。
中国共产党同样重视情报工作。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便从日军“北支那方面军”内部获得了1938年春天的进攻计划，并将此情报通报了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为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更重要的是人民——当每一名中国人都成了中国军队的情报人员，再强的侵略者也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抗战中，人数和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敌后武装，之所以能够在敌人的不断“扫荡”中存活并成长壮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们多数时间能预先掌握敌人动向。而从县到乡的锄奸部（科）．直至站在村口那些警惕的儿童团，令庞大的日军特务间谍组织寸步难行。
直到今天，这些英雄们多数仍没有获得与他们的贡献相应的美誉，但，我们不应忘记，在血与火的战场背后，还有这样一个战场。
采访时间：2005年3月1 5日下午
采访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一幢二层的依山别墅内
口述者：杨勇伟，1921年生，江苏省集邮协会副会长、原江苏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抗战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南通县短枪队队长，被称为“抗日一枝梅”。在反清乡斗争中，他每除掉一名汉奸，都随手留下一张署名“一枝梅”传单，日伪军断定这“一枝梅”是个飞檐走壁的侠客，到处贴告示，悬赏捉拿。开国上将叶飞称他为“神出鬼没，使敌丧胆的短枪队长”。
大概是在1943年2月下旬，我接受了组建南通县政治保卫队的任务。队员们使用的都是短枪，于是，群众习惯地把政治保卫队叫做“短枪队”。
当时，日伪军正在苏中四分区搞大“清乡”。为了保存实力，主力部队决定撤到“清乡”圈外面去，留下我们短枪队坚持斗争。在反“清乡”的战斗岁月里，我们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
我接受任务后，组织上很快从县公安局调来了三名政保队员，又从县团侦察排抽调了排长秦士贤、班长王忠等同志，还从区队和地方干部、民兵中挑选了部分骨干，一共二十来人，都是政治可靠、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
4月的一天，短枪队得到一个情报，敌伪的一名“封锁主任”到了天生港。当时传说，此人是汪精卫亲自委派到南通来检查封锁篱笆构筑情况的。上级领导要短枪队立即干掉这个汉奸，杀他个下马威。
任务十分紧急，但我们对这个汉奸的具体情况，如姓甚名谁、外貌特征、衣着打扮、落脚地点等几乎一无所知。而天生港是南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是通往沪宁的门户，敌人为控制这一战略要地，派重兵把守，单鬼子就有一个小队。篱笆封锁线则像蛇一样从这里伸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要在戒备森严的虎穴中击毙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确实是很艰险的任务。领导一再嘱咐我，要机智勇敢，沉着应战。
接受任务后，我向向导和队员交代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便化装成小老板先出发。对这身打扮，我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以小老板的身份出现，便于交际和接触各种人。我戴着墨镜，手执摇扇，先到唐闸遛了一圈，一方面了解敌人的岗哨布局，熟悉地形，一方画练练扮演的角色。然后，我喊了一辆黄包车，派头十足地说：“天生港！”
我从未到过天生港。我边走边思考问题，不知不觉走到一座桥上，一抬头，前边是鬼子据点。真险，差点儿闯了进去。好在桥头下正好有个烟摊子，我便急中生智地上前买了一包香烟，边抽烟边闲聊，才没有引起岗哨的怀疑。
为了继续侦察，我决定住进天生港旅馆。到了傍晚，我来到预定集合地点，向导已将6个队员带来。我们在天生港郊外一二里路的地方，找了个独门独院的人家隐蔽下来。天黑以后，我与小队长周伟化装成木匠，出去串街走巷，熟悉地形。周伟头戴瓜皮帽，脚穿孝鞋，一副孝子的模样。这样的装扮，即使遇到敌人盘问，也好推说家里死了人，做生意寻几个钱还债的。
看完地形，周伟回到驻地待命。我又恢复了小老板的打扮，来到旅馆观察动静。当我正在旅馆院子里“散步”时，没想到鬼子突然闯进来查房，有两个鬼子还在旅馆门口放了哨。情况来得突然，我心中难免有些紧张，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个人安危事小，不能完成任务是大事。如何对付这几个鬼子呢？回房间坐等查问，没有证件，肯定过不了关。我紧张地思考着对策。
正在这时，我发现旅馆对面照相馆的老板正好出现在门口，我当机立断，大摇大摆地迎上去，装着一见如故的样子，主动地谈起了生意经。一会儿工夫，鬼子小队长过来了，我心想，糟了，莫非鬼子发现了什么破绽？我看见靠柜台的墙边放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急中生智，走过去，一下就把车轮呼呼地摇了几下，“嚓”的一声猛刹车轮，一边欣赏车子，一边谈论车价，显得很自在。这一着很灵验，老板忙着递烟倒茶。鬼子小队长见我们很亲昵的样子。不仅未查“良民证”，还递过一张名片。
鬼子的查房，虽然叫人捏了一把汗，但也给我送了一个信。在这之前，就有情报说封锁主任可能住在天生港旅馆，现在兴师动众：大概就是为这个汉奸“保驾”吧。第二天，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就在旅馆里侦察，对每个房间的旅客都摸了底，结果是什么疑点也没有发现。我心情很沉重，却装作没事的样子，在院子里踱着方步，而脑子里正盘算着，现在只有老板住的厢房还没有进去看过，得想法进去看个究竟。
拿定了主意，我就直奔旅馆老板的厢房。刚走到门口，老板急忙出来挡驾，双臂一张不让进，这个举动引起我的怀疑。我赶紧摆出小老板的架势说，我要找个好房间，边说边往里走。老板顿时慌了神，语无伦次地说“这里不住人”、“这里已有人住了”。就说这话的当儿，我已从半掩的院门看到里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光头胖子，身穿绸缎大褂。这家伙究竟是谁？老板为何如此惊慌？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又观察老板家的来往人员，发现老板接待的大多是些汪伪军政界人物。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胖子就是我要捕捉的“猎物”。
我又一次仔细察看了旅馆周围的地形，就赶回队员们隐蔽的地点，同大家一块儿研究行动方案，并进行了具体分工。
4月20号夜幕降临后，我带着周伟、向导和一名队员直奔旅馆。不知是临战前的激动，还是惟恐完成不了任务，我的心“怦、怦”跳得很厉害。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们很快潜到天生港旅馆附近。
这时，旅馆后院的竹篱笆已关上了。我们绕到旅馆后院的篱笆外面，悄悄扒开一个洞，进入院内。按照分工，向导和一名队员在门外把守，我和周伟进去动手。我们闪过两道门，摸到了老板厢房背后。听见里面正在搞堂会，唱戏的、拉二胡的、作陪的，乱哄哄地闹成一片。往里一瞧，真巧，那个“封锁主任”正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西瓜似的圆脑袋露在窗口，对面沙发还半躺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嘿！惩治这个汉奸的时刻到了！
我把短枪轻轻搁在窗台上，对准胖脑袋，“叭”的一声，送他上了西天。枪声一响，里面全吓懵了。周伟大喝一声：“不许动！”又往房间扔进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房间里哭爹叫娘，漆黑一片。旅馆里像翻了天。日本警备部队闻声出动，凄厉的警笛声、狼犬的嚎叫声、枪声，乱成一片。
这是短枪队第一次执行任务。撤出时，我们还散发了传单，上面写着“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署名“一枝梅”。 从此，“一枝梅”出了名，天生港除奸故事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为传颂。
——摘自《我的见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社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我的见证》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徐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