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系共有8人被分配到北京工作，魏其勇是其中一个。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这8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很快就亲如兄弟，并约定日后务必要多联系。然而谁也没想到，在北京站道别之后就从此失去了联系。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闫五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他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在朝鲜战场上屡立战功的英雄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他只知道回国后将要执行一项光荣又辛苦的任务，却并不知道大漠深处将成为他们新的“战场”，也没料到像魏其勇这样的知识青年会成为他们新的“战友”……
一个无法兑现的约定
斗转星移，6年后。
1964年10月16日傍晚，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第十四场公演结束后，大家听到周恩来总理异常兴奋地宣布了一个特大喜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家可以尽情欢呼！”
然而在这个欢庆的日子里，有些人却高兴不起来。
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傲慢地说：“中国5年内不会有原子弹运载工具，没有足够射程的导弹，原子弹无从发挥作用。”美国媒体也应声嘲笑：“有弹没枪，一通瞎忙。”
两弹结合的确不是件容易事，美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发射载有核弹头的导弹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西方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以当时中国的科技实力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出运载工具来。
其实，这颗原子弹的爆炸对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来说仅仅是第一步。中南海早在几年前就着手酝酿一个深刻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决策。
“我国的导弹试验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就已经秘密进行了。”6年后，已在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总体设计室担任总体组组长的魏其勇回忆，“到了北京，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安排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车越开景色越荒凉，突然前方一块大牌子吸引了两个年轻人的注意——“外国人到此止步”，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快到传说中的“神秘单位”了，却并不知道他们即将要开启的一项神秘任务，就是核导弹的研究。因为保密需要，两人和同行的其他6人从此失去了联系，那个“务必要多联系”的约定变得无法兑现。
“我们是在1958年10月出发的。”当年闫五福所在的部队悄然开进大漠深处，则是为了建设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导弹试验靶场，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和魏其勇、闫五福一样，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军工单位、部队的数万名技术骨干聚集到一起。他们以赤子之心，无问西东，共同拉开了中国早期导弹事业的序幕。
1960年，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首飞成功。4年后，也就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3个多月，我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研制的东风二号近程导弹，为解决原子弹的运载工具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后来我国能快速解决“有弹没枪”大问题的关键所在。
▲ 检查弹体
和“娇小姐”的一桩“婚事”
很多年过去，魏其勇在老家的父母一直以为儿子在北京的“9200信箱”工作。事实上，他已经是东风二号型号总体设计组组长了。
“我们的工作保密性非常高，不仅不能让家人知道，即便对同行也要三缄其口。”和魏其勇一样，一部四室负责再入弹头设计计算的张宏显也从不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只是他没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解决一场因保密所致矛盾的关键人物之一。
这件事的起因还要从1963年9月说起。
据聂荣臻之女聂力回忆，当时主管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聂荣臻元帅指出，我国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这种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并要求抓紧时间，尽快协商拟定两弹结合的方案。
因此，在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1963年，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和二机部九院就开始两弹结合的接触。
1964年9月17日，中央专委对两弹结合的工作作了部署，决定由二机部和国防部五院（同年年底，国防部五院更名为七机部）共同组织试验方案论证小组，由五院的钱学森抓总。
当时，周总理诙谐地说：“从今天起，你们‘二七风暴’就刮起来了！”
于是，九院几位主管核装置总体方案的设计人员来到一分院进一步了解导弹的情况，双方协商在弹头内安装核装置的要求和基本参数。一分院也抽调专人组成了两弹结合小组，代号140小组。
这场“风暴”需要解决4件大事——“小”“枪”“合”“安”。
“‘小’是指原子弹的小型化，主要依靠二机部的人员来完成。”一部四室副主任王国雄对那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枪’就是由我们对东风二号导弹进行改进。”
“当时，东风二号的控制系统像一条大尾巴，容易暴露目标和受到干扰且移动不方便，不符合实战要求。所以大家提出了‘割尾巴’方案。”原航天工业总公司总工程师曾庆来说。
东风二号甲在东风二号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案性的设计修改，发动机的推力由40.5吨提高到了45吨以上，射程从1000公里提高到了1200公里，控制系统也割掉了“大尾巴”改成了全惯性制导，提高了导弹的作战性能。
一年后，东风二号甲试验成功。至此，发射原子弹的“好枪”已准备妥当。
两弹结合就像一桩“婚事”，想要百年好“合”谈何容易。“当时，‘两弹’差点因保密问题进行不下去。”张宏显说出了当年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起初，我们只知道原子弹是个‘娇小姐’，具体长什么样、到底‘娇’在哪里，我们都一无所知。对方只给了一个外形轮廓图，连设计图都没让看，具体细节更是闭口不谈。”张宏显细数起来，“核装置要放在导弹头部，它的重心、质量、转动惯量怎样，需要多大空间……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了解。”
原来，“两弹”虽然都是国家机密，但原子弹的密级更高，“所以二机部的同志不敢松口。”张宏显回忆。
有一段时间，工作几乎停滞。张宏显代表七机部的科研人员将矛盾的来龙去脉写成文字上报领导，钱学森得知后立刻着手解决沟通问题。
很快，经中央批准，两家单位成立了联合工作小组，在一定范围内打破了保密界限，并理顺了管理渠道。
“接踵而来的问题也不少。”王国雄说，“这个‘娇小姐’既怕热又怕冷，还怕潮、怕振动、怕过载、怕冲击、怕静电、怕雷电，而导弹却是个‘粗汉子’，搭载环境可没那么优越。”
为了促成“粗汉子”和“娇小姐”的结合，可忙坏了张罗“婚事”的“红娘们”。联姻的两家人都需要精心调整自家的“孩子”，以确保“拜堂”时不出任何差池。
“东风二号甲的弹头采用玻璃增强塑料材料作为防热层，使壳体温度降到100摄氏度以下，解决了‘娇小姐’怕热的问题。”一部四室总体设计师于德滨说。
另外，当时为了给核装置提供飞行环境数据，研制人员创造性地研制了硬回收装置；给放置核导弹的密封舱配备了空调，增加了减振和缓冲的措施。
最后一关就是“安”——两弹结合的安全问题绝无退路可言。
1965年5月4日，在中央专委召开的第十二次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极其苛刻的要求：七机部要做到导弹在飞行中保证不达目的绝对不掉下来；二机部要做到导弹万一掉下，原子弹也不能发生核爆。
事实上，这个严苛至极的要求是在为上万条性命做“双保险”。
一件可以聊几辈子的大事
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有个小镇——红柳园。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记得，50多年前，那儿差点发生一场涉及上万人规模的集体大迁移。
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国家档案馆，一份编号为1559的档案揭开了这个秘密——这是一封1966年9月被送往中央军委的绝密电报。电报的内容就是关于红柳园地区的安全问题，而发出这份电报的机构正是秘密准备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任务的东风发射基地。
两弹结合试验比单纯的原子弹试验更困难和危险，在西方国家有“魔鬼的选择”之称。为了减少对本国的损害，美国选择在太平洋上人烟稀少的海岛试验，苏联则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北极试验。
▲ 聂荣臻（左一）到现场指导“两弹”转运
当时，由于我国尚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所以只能选择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展。
“中央要求试验要万无一失，出了事也不能伤及一个老百姓。当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弹道下面的红柳园。这个地方有几万居民，我们该如何保证他们的安全？”魏其勇说。
按照理论弹道计算，红柳园的位置是在导弹飞行96~102秒之间，遭遇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两弹结合试验装载的是货真价实的核弹头，一旦发射失败，这里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铁道部调集了三列火车在红柳园待命，弹道下面的数万名居民也已被临时疏散到防空洞，并做好了安全救护的准备。
“当时钱学森告诉总理，‘导弹掉在红柳园地区的概率为6/100000，安全程度比坐飞机还高。’大家这才宽心不少。”一部总体设计室负责控制系统的穆元良当时在距离发射平台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是留到发射前最后一刻的科研人员之一。言语间，他始终保持着科研人员特有的自信。
万事俱备，中国能否拥有用于实战的核武器，成败在此一举。
1966年10月27日上午8点，距离预定发射时间还有1个小时，发射场突然狂风大作，卷起的黄沙铺天盖地，能见度只有50米。
9点，大漠的风小了，矗立的发射托架慢慢打开。
突然，从发射台下面升腾起灼眼的烈焰，东风二号甲导弹托举着核弹头呼啸着拔地而起，直冲云霄。
随着导弹慢慢远去，发射场的每个人都心弦紧绷。导弹能否飞行正常，又能否按照指令在预定高度爆炸，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导弹飞行正常，9分04秒后，罗布泊弹着区传来消息——我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在飞行了894公里之后，核弹头在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两弹结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罗布泊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
那个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才完成的两弹结合试验，中国仅用了2年。
▲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后聂荣臻元帅接见科研人员（魏其勇 提供）
如今，距离我国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90岁高龄的王国雄依然清晰地记得，晚上他拿出此前在中南海向中央领导进行汇报后带回家的那一小包龙井茶，泡了满满一大壶茶水，和同事们一起朝圣般地将这壶茶一直喝到天亮。这一晚，他们的脸上都荡漾着火热的激情，如同孩子般兴奋地回忆着发射当天的每一个细节。
来源：航天科技集团官微
编辑：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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