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伊藤博文：日本明治宪法之父

伊藤博文，1841年生于周防国，1909年（68岁）在中国哈尔滨遇刺身亡。伊藤一生历经幕末维新、西南战争、明治十四年政变、条约修订、立宪政治的确立、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朝鲜统治……其一生正与近代日本的初创时期重合。

公众中普遍存在对伊藤博文的两种基本看法。一种认为，伊藤肤浅草率，没有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理念，不过是游走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等掌权者之间步步攀升；其本人虽为起草明治宪法的中心人物，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种看法视伊藤博文为保守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认为他是制定保守反动宪法的中心人物，制约了近代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在其就任韩国统监期间镇压韩国民族运动。

本书作者伊藤之雄广泛涉猎书信、日记等原始史料，立足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写作此书的目的是希望让读者认识真正的伊藤博文，理解其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高瞻远瞩的政治理念、备受当时日本严峻现实局限的行动，以及刚强正直、坚强乐观的性格特点。回顾伊藤博文的一生，切身感受其成熟自信、高估错判，也可让我们重新思考始于明治维新的日本近代巨变历程、现代改革，思考日本、韩国之间以及更广大的地域与历史维度中，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的人生意义。

作者伊藤之雄1952年生于福井县，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文学博士，曾任名古屋大学文学系助教授等职，现为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政党政治与天皇——日本的历史22》《元老西园寺公望——始于古稀的挑战》《山县有朋——一个耿直当权者的一生》《明治天皇——秋风云散天见晴》《昭和天皇传》（荣获司马辽太郎奖）《原敬——外交与政治理想》等，编著《原敬与建立政党政治》等。

▲《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日]伊藤之雄著，张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出版

书摘

伊藤博文与日本和东亚

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之父

正如本书前言所述，日本二战战败之后，伊藤博文成为批判的对象。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由他制定的德国式宪法是战争起因之一；还认为他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因为他是第一代韩国统监。

其实，早在庆应三年（1867）年初，伊藤就已摈弃藩阀意识。在第二年即明治元年（1868），最早提出废藩置县的建议。而且，他在明治初年就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共和制表示出强烈的关注。所以说当时，伊藤是对欧美社会最为了解的日本人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伊藤曾偷渡英国，在伦敦待了大约半年，后又作为大藏省官员于明治三年（1870）秋到第二年春，到美国出差大约半年。这两次海外之行加起来不过一年，对于想要透彻地理解欧美来说，时间并不算长。但其间，伊藤与帕克斯公使、萨道义等英国公使馆官员，以及哥拉巴等商人交往密切。

而且，从偷渡英国到明治四年（1871）春从美国回到日本，包括阅读能力在内，伊藤的英语水平大增。

然而，伊藤作为岩仓使节团成员从明治四年11月起访问西欧，对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有了清晰认识。1880年前后，他就认为如果只是对西欧宪法条款进行表面效仿，那种宪法在日本也是无法发挥作用的。事实表明，至今谁都没有认识到，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伊藤是唯一注意到这一点的。

让伊藤感到气愤的是，不仅是一味推崇英国式宪法的大隈重信、福泽谕吉和民权派，甚至连推崇德国式宪法的岩仓具视、法制官员井上毅等人，也像要求两年后就开设国会的大隈重信那样，觉得制定宪法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

伊藤认为，不仅要制定宪法的条款，而且要让宪法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就需要同时提高国民意识，对官员制度、教育制度、地方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而且他不仅意识到了制定制度的困难，还意识到实际运作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尤其需要谨慎探讨天皇在宪法中扮演何种角色，因为天皇肩负着日本的历史与传统。

1881年发生了明治十四年政变，伊藤政府不得不承诺在1890年开设国会。于是，从1882年到1883年，伊藤前往德国等地对宪法进行了大约一年半的考察。伊藤主要在奥地利向施泰因学习控制君主权的君主机构说，此后又前往英国开展两个月的调查。所以说，伊藤并没有一味坚持议会权限较弱的德国模式，而是将议会权限较强的英国模式也纳入将来的考虑范围。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正式颁布。伊藤与理解他的明治天皇一起努力，多次挽救宪法停止危机，使宪法正常运转。1899年，伊藤所希望的“宪法政治”（立宪政治）终于迎来了实施10周年纪念。于是，伊藤在第二年创立他理想中的政党立宪政友会。在宪法颁布20周年后，政府由伊藤衣钵的继承人西园寺公望、政友会、山县系的桂太郎（长州藩人）以及山县系官员交替执政。政友会势力不断增强，“宪法政治”也得以不断发展。

就连德国也一度停止宪法，所以英国等西欧各国对伊藤的评价一直很高。

从学习到创造国际秩序

从本书可以得知，对于国际秩序，伊藤不仅持有现实主义外交观，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十七八岁时，伊藤就开始对欧美感兴趣。万延元年（1860）12月，他在写给恩师——长州藩士来原良藏的信中表示，自己去年开始就“希望学习英国方面的知识”。21岁时偷渡英国，在伦敦待了半年回国。伊藤原来是一个攘夷主义者，但他看到英国无比强大的国力之后，为了说服长州藩摈弃攘夷论，拼命赶回日本。

但是，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后的几年，伊藤的列强观、外交观并不成熟。例如在幕府末期，他曾向木户孝允（桂小五郎）提议，如果幕府要第二次征讨长州，可让英国军舰镇守马关（即下关）。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让列强介入幕府与长州之战的危险性。明治四年（1871）11月，伊藤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被派往西欧，他们这些西欧通一开始也都幼稚地认为，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很久就会有结果。

通过岩仓使节团的这一段经历，包括伊藤在内的日本政府要人，不仅认识到日本与西欧各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国力差距，也懂得了与列强进行外交谈判绝非易事。

佩里舰队来到日本后，日本人一开始觉得欧洲列强很可怕，但后来在与西欧各国接触的过程中发现，西欧有“万国公法”（国际法），觉得只要以正确的方式与西欧各国打交道，“万国公法”是会保护日本的。甚至岩仓使节团也曾希望美国能在修订条约方面帮助日本。日本方面当时完全没有察觉，欧美列强想让日本尽可能长时间地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由此可以从贸易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

1881年，发生了明治十四年政变。从1882年3月到1883年8月，伊藤前往德国等国开展宪法调查。其间，他不仅对欧洲宪法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认识到西欧虽然信仰基督教，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想统治不属于基督教世界的东亚，由此消除了参加岩仓使节团后对列强产生的不信任感。

从伊藤偷渡英国，到他终于认识到只有在完善法制、实现日本近代化的基础上，遵守欧美列强的规则、与他们进行耐心合理的谈判，才有可能实现修订条约这个道理，花了近2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就连精通英语又善于与西欧人打交道的伊藤，真正理解西欧的国际规则，也需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此外，伊藤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将修订条约事宜交给盟友井上馨参议（曾任外务卿、外相，长州藩人）、大隈重信外相（佐贺藩人）等人负责，但在任用外国法官问题上，遭到了在野党以及来自政府内部的攻击，两次都自行退让。

伊藤第二次组阁后，将修订条约谈判事宜交给心腹陆奥宗光外相（和歌山藩人）。就在1894年日清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成功修订了与英国签订的条约，废除治外法权，增加关税。在处理日清战争、三国干预等问题上，伊藤与陆奥外相紧密合作，以现实主义手法开展外交工作。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在列强的认可下成为韩国的保护国。于是，伊藤主动请缨并被任命为第一代韩国统监。从当时“人生五十年”的说法来看，64岁的伊藤年事已高，但他为什么要求去冬季严寒的韩国赴任，统治其他民族，选择这么一条无比艰辛的道路呢？

由于各国列强在韩国都设有公使馆，伊藤为了防止山县系陆军军人和官员无视国际规则，在韩国与列强发生利害冲突，同时为保护日本的利益、谋求与韩国的共同利益，主动请缨前往韩国，用他所希望的方式实施统治。伊藤坚定地认为，即便利用武力使领土得以扩张，也不过是一时之事，因为如果无法获得列强的认可，就无法长久保有得到的领土。

伊藤希望对日本在韩国驻扎的军队进行有效控制。日清战争结束后，文官就无法担任军队统帅，也无法参与军队人事了，唯有伊藤统监被赋予了日本在韩国的驻军的指挥权。

伊藤希望韩国能有序地走上近代化之路。但由于日韩文化差异、彼此难以理解，许多韩国人对伊藤十分警惕，甚至非常反感，因为他们认为伊藤对韩国的统治，是日本为吞并韩国所下的一步棋。结果，一直希望避免吞并韩国的伊藤，也于1909年4月同意吞并，并于6月辞去统监之职。

尽管如此，伊藤仍然希望在吞并之后，在殖民地朝鲜建立朝鲜人内阁和地方议会（殖民地议会）。

然而，10月26日，伊藤在哈尔滨遭安重根暗杀致死，导致日本将吞并朝鲜的时间提前到了1910年8月。日本殖民地朝鲜，由山县系军人和官员等下令新设的总督府直接统治。

此前伊藤第一次访问满洲，在前往哈尔滨的途中，就对两国在日俄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思考必须摆脱当时欧美列强之间的“武装和平”，希望清国等国也能实现“宪法政治”、迈向近代化，与俄罗斯建立起真正的和平。这其实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和平思想相仿。

此外，伊藤之所以能推动上文提到的政治改革，并在学习国际规范后成功修订条约，与1881-1896年连续15年的伊藤领导体制，即伊藤掌权，密不可分。而且伊藤为发展“宪法政治”，在明知会降低自己在藩阀官员中威信和权力的情况，认可政党的崛起与发展。

“刚强正直”的一生

本书否定“圆滑肤浅”这一世人对伊藤博文的普遍看法，肯定了木户孝允对伊藤所做的评价——“刚强正直”。

伊藤性格刚强，实际事例数不胜数。例如，他好不容易偷渡到伦敦，但为了阻止长州藩攘夷，与井上馨一同从伦敦冒着杀头的危险赶回日本；为了打倒“俗论派”，他第一个响应高杉晋作举兵的呼吁；他甚至不顾被长州藩自己人反对，明治元年（1868）最早提出“废藩”建议；明治四年，他强烈要求进行大藏省改革，结果与大久保利通反目；征韩论政变时，他为了阻止向朝鲜派遣使节，直接顶撞一向以倔强出名的岩仓具视，强制执行后，岩仓反过来感谢他；没有追随因出兵台湾而辞去参议的木户；1881年，政府内外都认为应该迅速制定宪法，唯有他坚持认为制定宪法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伊藤这种与生俱来的刚强可能与他儿时的经历有关，父亲破产后一步步努力走出深渊给了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又得到严师来原良藏的锤炼，亲历吉田松阴被幕府处斩的悲愤，尝尽偷渡英国的苦难。还有一点十分重要，伊藤在海外的经历以及在日本与西方人的接触，使他对自己的理想和现实构想充满信心。

此外，伊藤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完成起那些在明治维新中倒下的志士们的心愿。1889年，明治宪法正式颁布。在宪法制定遇到困难的时候，伊藤总会提及一定要继承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果，意思就是要继承志士们的遗愿。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提及。

伊藤博文与安重根

对于评价伊藤的著作，即便列举的都是经过考证的事实，仍然会有许多韩国人心存怀疑。被安重根暗杀的伊藤，一直被当作率先推动吞并韩国的殖民主义者而受到批判。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等于贬低韩国独立运动的英雄、韩国民族主义的基石——安重根。

于是，韩国人满足于颂扬安重根、批判伊藤博文，而许多日本人则因伊藤和日本近代历史遭受韩国人的批判而感到不满。同时，韩国人认为日本人对安重根这么一个崇尚“东洋和平”、富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没有充分的认识，因而感到不满。

重要的是，即便安重根是在没有充分理解伊藤理想目标的情况下对伊藤实施暗杀，也不会使其作为独立运动活动家的评价下降。通常，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独立运动活动家安重根，无法理解统治国最高掌权者伊藤的想法和个性，这是很正常的。

关于安重根暗杀伊藤的动机，“是为了报复因统监府之令被打压、被处决的国人”等，这种报道相对客观。但有关安重根的描述，报刊常用“凶汉”等来做标题（『東京日日新聞』1909年10月28日、11月1～3日、5日ぉど）。

我认为在2009年伊藤逝世100周年之际，尽可能以史料为依据，对包括其殖民地统治在内的一生，进行实证性的整体描述；然后在2010年安重根逝世100周年之际，对其进行同样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日韩两国国民应该加深对伊藤博文和安重根的理解，思考两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的人生意义。

有意思的是，我在撰写伊藤传记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安重根的为人，发现尽管彼此立场不同，但他其实是一个富有正义感、意志坚强的人，这些特征与伊藤颇为相似。所以，我甚至对暗杀伊藤的安重根有了些许亲近感，因为他与伊藤博文一样，都是为信念而生的人。

希望本书能使大家对伊藤博文和日本近代化历程有所了解，也希望能有助于日韩以及东亚地区的相互理解与长久合作。

注：本文选自《伊藤博文：近代日本奠基人》尾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