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去了哪里
鸟儿正飞在天际
玩伴在呼唤我去弄堂游戏
阿奶关照我早点回去
??
上海啊上海 快点回来
一起去外滩 一起去上班
上海啊上海 我们都在
阿拉想侬了??”
今天早上打开手机，这首《阿拉，想侬》把我从朦胧中拉醒??
宅家的日子真的有点焦虑。
电视里，那些忽上忽下的数字，弄得心神不宁。
手机里，各种信息传来，正面的、负面的，
令多少人彻夜辗转不停……
不知什么时候，
我家楼道里出现一种“怪象”：
是谁搬来了台子，上面摆放了几样日常食物、生活用品
起初只有油盐酱醋、瓜果蔬菜，
后来竟有可口可乐、面包点心??
这是什么情况？！
更奇妙的是，
它们一直在“物流”，
流到哪家不知道，但知道的是，
哪家都会拿来自家的“节余”，
再取走自己的“急需”，
整个流程“等价交换”，
透着浓浓的绅士作派，
腔调哈灵。
于是，
疫情生出的种种困窘在这里得到了调剂；
邻居之间则多了一层温暖的默契。
终于，
有一天大家下楼做核酸，
相互间有了一丝似曾相识的情愫，
面带微笑，点头示意。
随着核酸检测越加频繁，
大家的交流也越加自然。
在居委会的建议下，我们建了一个群，
群里的“昵称”一律门牌号码。
于是，
“物流”得到了升级：
“谁家还有酱油，阿拉只要一点点”，
“我家有一瓶，倒一半把侬，放在阿拉门口，侬上来拿好嘞”。
见了面：“原来是侬啊！勿好意思??”
（顺便说明：我可没空手，带了一包白砂糖上来）。
——哈哈！十几天的隔离，
竟让我认识了十几年的
近邻！
难道，上海弄堂文化
又回来啦？
记得当年因工作关系，
曾为申报石库门文化保护项目，串过不少弄堂。
它代表了上海人特有的风俗，
独特的生存方式，
和那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上海弄堂，
以联排房子为基础，
因青砖红瓦的“石库门”而著名，
也有少数“亭子间”。
而洋房集聚区却是没有弄堂的。
在很多上海人的记忆里，
弄堂就是小孩子在这里玩耍游戏，
中年人在这里匆匆而过，
老年人在这里眯眼睛“孵太阳”的宝地。
弄堂道路狭窄，两边都是高高的房屋，
头顶上飘扬着五颜六色的花衣，
阳台上鸟笼在引吭高歌，
窗台上花盆正斗艳争奇。
既有一种杂乱的感觉，
也带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上海近代以来的“新式”生活，
引得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向弄堂涌进。
生存空间日见狭窄，
人口密度越来越大，
逐渐形成了弄堂特有的
约定俗成和做人的规矩。
因为人口密集，小孩打闹，
“吃亏的”和“闯祸的”父母打打“嘴仗”是很自然的；
因为空间狭小，物尽其利，
常为晾衣杆碍到自家窗而找人论理。
弄堂里从早到晚嘻笑打闹叫卖声，声声不断，
一番折腾，便相安无事。
平时，张家阿姨炖了鸡汤，
会揣给李家阿婆品品。
小孩生病，家里没人，
跟邻居一说，帮忙总是那么痛快，竟比自己还上心。
弄堂文化，一种有别于农村的都市烟火气息，
普通市民的日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繁衍生息。
记得赵丹主演的《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十字街头》等电影，
都不同程度的表现了
弄堂生活的喧闹场景。
上海解放，
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歌声中，弄堂文化得到了升华。
改革开放，
居住条件巨变，独门户独厨卫，独享自家“小乐惠”。
然而，
上海人依然把弄堂的烟火味道留恋。
它是一种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相融文化，
一抹永不磨灭的时代记忆！
可以说，
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
更没有上海“人”的文化意义。
今天，
那个时代的弄堂文化又回来了！
回到了现代化社区里，
回到了上海市民的心里，
给了上海居民自治防疫的力量，
折射出上海人心中最炽热的阳光。
“患难之中见真情”，
这种“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
“利已又利他”的人文关怀，
和“做人要上路”的契约精神，
令我这个资深的“新上海人”，
今天狠狠的体验了一把，
感触良多啊！
难怪邻居们说：
“包馄饨给隔壁送一碗的日子，又回来了！”
不是吗？
最近的电视里、网络上，
传颂着多少邻里之间自救自治、互帮互助的动人故事，
他（她）们以“大白”、“团长”、志愿者的身份辛勤的为居民提供无偿服务，
而广大居民，
更是通过实际行动，
在邻里之间默默地传递着浓浓的温良爱意，
共同构筑防疫屏障，
形成巨大的抗疫群体！
当年发轫于二十世纪初，
兴盛于新中国的“上海弄堂文化”，
如今回归于新型社区和现代公寓。
它正以新的形式和内涵，
呈现在共同守“沪”的岁月里，
又以新的姿态，
提升着上海的人文真谛。
上海必胜！
上海人民必胜！
作者：孟平安
策划：李婷
编辑：李婷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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