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王结姻州别驾？
在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的数百方北朝墓志中，元举墓志并不起眼。志主元举出身北魏宗室章武王家一脉，二十五岁即于孝昌三年（527）以员外散骑侍郎之任去世，生平无甚事迹可称。其弟元景文敷衍撰成此志，自以虚文谀辞为主，史料价值是比较有限的。
不过，墓志在志尾铭辞之后，罗列自曾祖元桢至于自己四代的亲族状况，却提供了不见于《魏书》宗室列传及其他北魏墓志的珍贵信息。这段格式一致的亲族书写很可能抄自章武王家藏谱牒。第三代元竫与第四代元举，结姻对象一为长乐冯氏，一为渤海高氏，均为当朝官贵，与其宗室身份相配。然而第一代南安王元桢和第二代章武王元彬，尽管贵为宗王，结姻对象却仅为州别驾、郡功曹之女。两代拓跋宗王为何会接连缔结如此地位悬殊的婚姻？其后又为何消失不见？这篇小文将以南安王妃仇氏为对象，在尽力拼接一个女人人生碎片的同时，或可揭开四、五世纪北魏史上已然尘封的一页。
赵万里先生在《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提示揭开仇妃身世之谜的关键史料是《魏书·阉官·仇洛齐传》（以下简称《仇洛齐传》）。此传明确记载“（仇）广有女孙配南安王桢，生章武王彬”，正与《元举墓志》所言的南安王元桢妃仇氏相应。这也意味着《元举墓志》所记仇妃之父仇牛当为仇广之子。
据《仇洛齐传》，仇妃曾祖仇款“始出冯翊重泉，石虎末徙邺南枋头”。如所周知，立都邺城的后赵国主石虎曾“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其中被安置在枋头要地的是以氐人苻洪为核心的移民集团，十余年后成为回归关中建立前秦政权的核心人群。仇款应该也属被石虎东迁的关中豪杰，只是时间上要更晚一些，也未追随苻氏西归，而是留在了河北。至后燕时，其孙仇广、仇盆“并善营产业，家于中山，号为巨富”。
不过，他们并非中山地区唯一的仇氏势力。四世纪末北魏道武帝初平后燕之后，曾有中山太守仇儒之乱。虽然叛乱范围以更南边的赵郡一带为主，但仇儒很可能出身中山本地。天兴元年（398）正月，道武帝自中山北归平城之际，“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仇儒“不乐内徙”，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没有迹象表明这次内徙行动波及到了仇款。这可能是其在中山的家族地位尚不够高的反映，至少应在仇儒之下。而到了近四十年后的太武帝世，平城的使者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山仇宅的门前。
卢鲁元中山访舅
使者此番南来，是缘于太武帝为宠臣卢鲁元“访舅”。
卢鲁元是太武帝统治前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卒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官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封襄城王。他的权势主要来自太武帝的个人宠爱。自太武帝尚在东宫时，卢鲁元就给侍左右，“世祖亲爱之”，即位后则“逾亲信之”。在平城时，太武帝“临幸其第，不出旬日”；对外兴兵，卢鲁元又“常从征伐，出入卧内”。二人之间的关系显然超越了一般的君臣恩宠。
卢鲁元的身世尚不够清晰。《魏书·卢鲁元传》记载简略，掩饰了不少信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豆卢氏》下有“鲁元，后魏太保、襄城公”，说明卢鲁元本姓豆卢。制作于正光二年（521）的《长孙忻墓志》在长孙侯妻子豆卢氏后，赫然列有“弟鲁元，侍中、太保、襄城王”，更是可以直接确证这一点。虽然北朝至隋唐时期各种史料所记述的豆卢氏谱系颇多抵牾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豆卢氏本为慕容燕宗室出身，入魏后方改姓“豆卢”。
关于卢鲁元的父亲，《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为豆卢胜，《仇洛齐传》则记为卢豚。庾信撰《慕容宁碑》和《豆卢永恩碑》均将改姓之事归之于“尚书府君”的入魏，《周书·豆卢宁传》则将这位关键人物锚定为卢胜（豚）。皇始元年（396），北魏道武帝发动灭后燕之战，历时三年终告成功。卢豚以慕容宗室的身份迅速归降，大概颇得优待。他从慕容改姓豆卢，作为褒赏而赐姓的可能性更大。
平城朝廷给予卢豚的褒赏不止于赐姓，还有一位来自慕容燕后宫的女子，即卢鲁元之母仇氏。《仇洛齐传》载仇嵩长女“充冉闵宫闱，闵破，入慕容隽，又转赐卢豚”。从卢鲁元与太武帝的亲密关系来看，二人年龄相差不宜过大。太武帝生于天赐五年（408），假设卢鲁元年长十岁，则当生于皇始三年（398），正当道武帝攻灭后燕之时。联系到前述卢豚于皇始初自后燕降魏的事迹，将仇氏“又转赐卢豚”的应该就是道武帝。仇氏入魏之后即随夫卢豚北去平城，也就基本中断了与中山母家的联系。
面对太武帝为卢鲁元访舅的使者，仇嵩之子仇广、仇盆兄弟的反应是“皆不乐入平城”。这种犹豫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当年历时三年的灭燕之战，还是战后镇压仇儒之乱，拓跋大军对后燕故地的反复摧残，对于河北人士来说恐怕都还是并不久远的惨痛记忆。直到太武帝为卢鲁元访舅之时，仍然“是时东方罕有仕者”。但拒绝皇帝之命，又忧虑会落得与当年“不乐内徙”的仇儒一样的下场，着实让人为难。
此时挺身而出的正是仇洛齐。洛齐本姓侯氏，中山人，仇款为其外祖父。这意味着仇款有女儿嫁与了侯某，生子洛齐。但洛齐“生而非男”，有着严重的生理缺陷。或因此为其生父所厌弃，故舅父仇嵩“养为子，因为之姓仇”。在仇款家族面对东迁以来最大挑战的危机时刻，这位“人道不全”的养子说道：
“当为兄弟试祸福也。”
仇洛齐与仇妃
未曾想到，仇洛齐的这一决断成为了兄弟三人命运的分水岭。
因“生为阉人”，仇洛奇入平城后即因卢鲁元之请入宫为宦官，度过了大致平稳的后半生。留在中山的仇广兄弟却在“洛齐贵盛之后”，“坐他事诛”。卢鲁元卒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号称“自魏兴，贵臣恩宠，无与为比”，其舅氏被诛或在他亡故之后，但可以确定仍当太武帝世。仇洛齐因养子的身份未受牵连。而前述仇广之子仇牛，当与父亲仇广一起同遭诛杀。《元举墓志》载其名位仅至本州别驾，应该就是他伏诛前的官位。他的女儿在若干年后“配南安王桢”，此时应与仇家其余女眷一起被没入平城宫中为奴。
仇氏是何时被配给南安王元桢的呢？文成帝时高允曾上书批评“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的现象，其中有言“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这一记录十分宝贵。据《元桢墓志》，太和二十年（496）元桢在邺城去世时年五十岁，则当生于太平真君八年（447）。那么他十五岁时正当和平二年（461），也合于高允上书的文成帝世。
不过仇氏很可能并不是元桢最初的“赐妻”。见于《元举墓志》的元彬为元桢次子，其上尚有长子元英，就是后来宣武帝时代扬名于对南朝作战前线的中山王。《仇洛齐传》说仇氏“配南安王桢，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说明元英的生母另有其人。和平二年与十五岁的元桢相配者应是另一位同样出自宫掖的罪奴女性，并为其诞下长子元英。只是元英之母随即亡故，故又有同样身份的仇氏被配与元桢。元彬生于和平五年（464），其时元桢十八岁。仇氏被配于元桢，大致当在和平三、四年（462—463）间。仇氏因家难没官发生在太平真君三年至十二年（442—451）间。到配给元桢为止，她在宫中至少经历了十年以上的岁月，甚至有长达二十年的可能。
仇氏以幼龄入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集释》集中收录了七方北魏宫廷内职女官墓志，制作于正光元年至二年（520—521）间。据墓志所述，七人无一不是因“家难”而被没入宫的，正与仇氏的遭际相同。所谓“遭家不造”“家门倾覆”“乡曲之难”之类的闪烁其辞，掩盖的是全家成年男性被诛、成年与未成年女性入宫为奴的惨痛家史。若仇妃也有墓志存世，亦当如此措辞。而入宫年龄方面有明确记载的冯迎男、王僧男和张安姬三人分别为五岁、六岁和十三岁，刘阿素和刘华仁两人皆记为“幼履宫庭”，大概也不会超过十岁。
在这方面新出《缑光姬墓志》和《缑显墓志》留下了更为生动具体的记录。光姬官至第一品家监，是一位成功的宫廷女官。她卒于正光六年（525）正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二，则当生于兴光元年（454）。墓志记曰“未及言归，遂离家难”，由是“委身宫掖，出入椒闱”。不过与前述几位北魏女官不同的是，她因“父兄沉辱”入魏，应与献文帝天安元年（466）至皇兴二年（468）北魏夺取刘宋淮北四州的战事有关。这一点可以得到《缑显墓志》的佐证。墓志记曰“属皇风远震，三齐席卷。君在婴孩，与母茹氏迁于代都”，这一入魏缘由同样适用于其姑母光姬。
缑显后来历任小黄门、中给事中等阉宦职位，显然没官后又罹宫刑之酷。结合《魏书·阉官传》所见诸人出身，可知罪人之家的未成年男性，是平城宫中阉宦群体的主要来源。而罪人之家的成年与未成年女性，同样充斥平城后宫，承担着多种形式的劳作与生产。换言之，像缑光姬与缑显这样出于一族的亲人分别活跃于后宫的女职系统和宦官系统的情况，在平城时代并不罕见。
与缑光姬、缑显姑侄关系类似，仇氏在平城宫中也并非全无依托。当年家祸之后，叔父仇洛齐并未受到牵连，仍在内廷奉仕，直至兴安二年（453）去世。他对自己的这位侄女必定有所照拂。洛齐有来自侯氏本家的养子仇俨。他在洛奇死后继承爵位，后来却试图“还本”复姓。《仇洛齐传》记载仇妃对他的这一请求十分愤怒，以“背恩”责之，并运用夫君南安王元桢的影响力，迫使仇俨放弃。从“由我仇家富贵至此”的措辞可以看出，她仍把已经去世三十余年的仇洛齐视为一家之人，将仇洛齐的家事视为己家之事。“奈何一旦孤背恩养”之言的背后，或许也深藏着她对当年在宫中的苦涩童年里，从这位“生而非男”的宦官叔父那里所领受“恩养”的感激之情。
这是仇妃在现存史料中的最后一次出场。她的丈夫南安王元桢其后的经历在《魏书》中有清晰记载。虽然在太和十三年（489）因罪失爵，但后来在迁都洛阳时因态度积极，“首从大计”，博得了孝文帝的信任，于太和十九年（495）十二月复南安王本封。迁都洛阳事定后，又被任为相州刺史，出镇邺城，时在太和二十年（496）五月。
如果仇妃仍在世的话，她或许应该跟随元桢一起前往邺城治所。从那里向南，是她的家族一个半世纪前从关中远徙而来最初落脚的枋头。向北，则是祖父仇广曾经“号为巨富”、留下深刻足迹的中山城，也是她的出生与童年嬉戏之地。然而入邺当月，元桢就因“疽发背”而暴卒，年仅五十岁。就像当初一样，仇妃终究不能在这个名义上的故乡停留长久。
作者：徐冲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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