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半农最早发现了绍兴会馆里的树。
1918年 3月15日出版的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刊登了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四个编辑人以同一个题目 《除夕》为名的白话诗歌，刘半农的诗歌 《除夕》写的是那天晚上在绍兴会馆与周氏兄弟聊天的事情：
除夕
（一）
除夕是寻常事，做诗为什么？
不当它除夕，当作平常日子过。
这天我在绍兴县馆里，馆里大树甚多。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
静听风声，把长夜消磨。
（二）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 “缪撒”，欲造 “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三）
夜已深，辞别进城。
满街车马纷扰，
远远近近，多爆竹声。
此时谁最闲适？
地上只一个我！天上三五寒星！
1918年除夕是2月10日，这天的鲁迅日记对这次聚会只说了短短一句话： “晚刘半农来。”但这次和周氏兄弟的聚谈显然给年轻而热情的刘半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在诗歌中刘半农并没有过多陈述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谈话的具体内容，而只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 “欲招 ‘缪撒’，欲造 ‘蒲鞭’”。事过境迁之后，真正让他记住的是那天晚上身处其中的外部环境——会馆里的“大树”和会馆外的 “寒星”。
刘半农先是 “看见”其实是听见了会馆里的大树： “风来树动，声如大海生波。”从会馆出来后，刘半农又注意到了 “闲适”的天上的 “三五寒星”。这些东西——树上的风声和天上的星星，不是每个人都能随时听见和看见的。一个事物被 “看见”，意味着这个事物作为某种 “超越的东西”摆脱了日常事物的工具性和工具事物之间的指引联系。这样的事物往往是与日常生活距离遥远的宇宙形象，如天空、月亮、星辰、白云。这些形象只可能被 “看见”而不能被 “使用”。
当一个人把目光收回到自己切身的近处时，就是他斩断了日常事务无穷尽的指引关联、停顿在当下时光的特殊时刻。这是一个人心满意足的时刻，获得了心灵的安宁和温馨的时刻。显然，1918年寒冬里的那个除夕夜，刘半农在绍兴会馆里获得了这种心灵的安宁和温馨。
2.
刘半农在绍兴会馆和周氏兄
弟的聚谈当然不是闲聊。作为新锐杂志 《新青年》的干将，刘半农渴望周氏兄弟加入他们的战阵。当然，促动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的还有他们的老朋友钱玄同。从1917年8月开始，钱玄同开始隔三差五到绍兴会馆拜访周树人和周作人。在刘半农1918年除夕的那次拜访之后，钱玄同还频繁地出入绍兴会馆。
终于有了结果。4月2日，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写作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
1923年9月，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 《呐喊》出版。在 《呐喊》的 《自序》中，鲁迅回忆了自己几年前在绍兴会馆开始文学创作的经过。因为在高中课本中学过 《〈呐喊〉自序》，所以人们对鲁迅说的那个 “S会馆”也就是绍兴会馆是很熟悉的。和绍兴会馆一起被人们熟悉的还有会馆里的树。在 《〈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在 《自序》中说的 “偶或来谈的” “一个老朋友金心异” 就是钱玄同。从1917年8月9日开始，钱玄同到绍兴会馆访问鲁迅的次数是很多的。他们聊天时说过的话肯定也是很多的，但鲁迅只写了他们俩的四五句对话。对绍兴会馆那段漫长的生活，鲁迅记忆中更为清晰的是由一棵槐树来定位的空间。当人们回顾过往的时候，往往在他们脑海中清晰闪现的是一些地点、空间和空间里的物件而不是具体的时间和事件。绍兴会馆里的那棵曾经吊死过一个女人的槐树帮助构成了一个鲁迅一生感悟良多的空间形式——暗夜空间。绍兴会馆里老槐树细密的枝叶构成了一种笼罩和压抑的效果， “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的人是孤独的、落寞的，蚊虫的骚扰和槐蚕的惊吓只是加剧了这种寂静和落寞。这时候，金心异的出现才带有真正的动感和温暖。
树木尤其是一些老树就像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桥梁具有生产地方的作用。绍兴会馆里的槐树命名了一个小院 “补树书屋”，同时，那个有槐树的院子还是作家鲁迅诞生的地方。
3.
1925年8月，从法国留学回国不久的画家孙福熙写了一篇散文 《北京乎》。其中也写到了绍兴县馆和县馆里的槐树：
在绍兴县馆中，大清早醒来，老鸹的呼声中，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画出青烟颜色的斜线，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
孙福熙是鲁迅在绍兴中学堂的学生孙伏园的弟弟。绍兴会馆是绍兴人在北京的家。除了鲁迅兄弟，在绍兴会馆住过的人是很多的。如现代作家许钦文和画家陶元庆。孙福熙是画家，他给我们描绘的是光线最丰富的早晨，日光穿过槐树枝叶时形成的光影效果。
孙福熙熟悉鲁迅的作品。很可能他对槐树的注意和描写受到了鲁迅 《〈呐喊〉自序》的影响。
解放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写作了大量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在 《鲁迅的故家》和 《知堂回想录》中也都写到了鲁迅说的 “三间屋”和这里的槐树，只是鲁迅在 《〈呐喊〉自序》中说的 “三间屋”变成了更具体的 “补树书屋”。在 《鲁迅的故家》的第四部分 《补树书屋旧事》中有一节的题目就是 “树”：
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边是晞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那槐树绿荫正满一院，实在可喜，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槐树虫，遍地乱爬，有点讨厌。
和孙福熙一样，早睡早起的周作人看到的也是日光下的、可爱的槐树：“补树书屋里的确不大热，这大概与那槐树很有关系，它好象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给挡住了。”（《知堂回想录》）
写作 《知堂回想录》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作人曾经带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到已经改成街道工厂的绍兴会馆寻访当年的遗迹，看到的景象令他瞠目结舌、唏嘘不已。在 《知堂回想录》中，他说：
去年夏天，鲁迅博物馆的干部来邀我同去，一看那里 “补树书屋”的现状，以及所谓藤花馆是在哪里，结果是什么都没有看得。诚然是门庭院落依然如故，那圆洞门已经毁坏，槐树也不见了，补树书屋做了什么车间，狼藉不堪，没有能进去，……我们只得乘兴而来，却是扫兴而退了。不过现在所记的乃是四十多年前的绍兴县馆，在记忆中还是完全无损的……
现在，离周作人他们这次去绍兴县馆又过了五六十年。绍兴会馆固然还在，甚至当年会馆的那些旧房子也都还在，但是，曾经满院子的大树可是一棵也没有了。
清朝时的绍兴人宗稷辰 （1792－1867）在 《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中曾经记录了山会邑馆即后来的绍兴会馆里面的大树：
邑馆在宣南坊班捷胡同，隶宛平，凡为屋七十九间，厩十七间。丙戌成契，至己丑始定居，门始在丑，后移艮。前厅面东曰仰蕺堂，……堂之后，昔树楝而折，改植槐，曰补树书屋。又西而西南为晞贤阁，其下为青云桄，是为南院。堂左小斋为怀旭，……蕺山曾以名斋也。……斋后有古藤花，时可吟赏。内别一院，曰藤花别馆，间初惟瘦竹两三竿，馆初启，稷辰始居于此，久之竹日茂，增楯栏卫之，名绿竹舫，以儗蕺山之绿竹亭。其北有堂曰嘉荫，大椿护其后焉，是为北院。
除了 “补树书屋”，绍兴会馆里其他的院子如 “藤花别馆”、 “绿竹舫”、“嘉荫堂”，也都是根据当地的植物来命名的。 “藤花馆”是鲁迅曾经住过整四年的地方， “嘉荫堂”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住过的地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孙瑛在 《鲁迅故迹寻访记事》中还在绍兴会馆地形示意图中标注了一棵榆树，并在注文中说： “一株大榆树。此树为本院留存至今的唯一原物。”
如今，这株榆树也早在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作者：钱振文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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