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博尔热（Auguste Borget,1808—1877），是一位活跃于19世纪中期巴黎艺术沙龙的风俗画画家。他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抵达中国，绘制了大量速写、水彩画和油画，为后世保留下那个时代的珍贵图像。
博尔热出生于法国伊苏登一个富有的棉花批发商家庭。高中毕业后，博尔热做了一段时间的银行学徒。1829年，博尔热前往巴黎，结识了一生的挚友——后来成为法国文豪的巴尔扎克。二人成为室友，经常一同混迹于巴黎文人圈，而博尔热也在这段时间里醉心于艺术，开始跟随著名的海景画家居丹学艺，画技大涨。1838年2月，博尔热乘船前往中国。他在1838年8月到达香港，之后在广州、澳门停留了10个月，还结识了旅居澳门的英国画家钱纳利，不过博尔热最终因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而离开回国。博尔热将其东方主题的画作在沙龙展出，引起了巨大轰动，逐渐成为艺术沙龙里的常客。1850年，博尔热移居布尔日，直至去世。现在，他的速写手稿主要藏于法国夏托鲁博物馆。
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西方人只身前往中国还是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为。不过博尔热是幸运的，他从中国的自然风光和市井风情中找到了慰藉，作为一名画家，至少博尔热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努力将自己见到的风景以西方风俗画的手法描绘出来，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以信件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便形成了当时唯一一部用法语写作的中国插画游记——《中国与中国人》（La Chine et les Chinois，上图右）。
该书收录了32幅速写和信件节选，由版画大师欧仁·西塞 里 （Eugène Cicéri）制 版 ，并于1842年在巴黎发行。这部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绘中国——插画精美，文字细腻，试图展现出一个恬静优美又生机勃勃的中国。在原版中，博尔热选择了一个秀美的小海湾作为游记的开始，他写道：“我们在一个小海湾下船，一条美妙的小溪流从丘陵上的瀑布流淌下来，注入这个小湾……这一切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或者是因为我有偏见，或者是这个国家确实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我在这片小风景中发现了一股令我陶醉的奇特气息。”此段叙述后紧跟第一幅插图（见上图），现实中这个寻常甚至不起眼的海湾在博尔热的描绘下变得精巧秀气。近处隐藏在树丛间的庙宇和远处的宝塔都在暗示着这里是中国，而画面中间蜿蜒而上的山路是博尔热一行人登山的小路。这种将叙述带入绘画的手法正是博尔热的设计。他在广州郊外遇到的一座石桥，在描述中也寓予巧思：“这座桥用美丽的石头砌成，体现出一种罕见的优雅。三个方形的桥拱大小不一，中间的桥拱比另外两个大很多；桥护栏边上有很多人上上下下，来回交织着，其中一大批人在那儿弯着腰看我们经过。”（见下图）博尔热不仅画下石桥和行人，还照顾到了文中细节，画中桥上的人正在往下看，船上的人也在抬头仰视。博尔热通过这种方式巧妙地将自己藏在速写中，让读者身临其境，见他所见。在他的画册中，文字可以与图像形成奇妙的对应，足令远在法国的读者耳目一新。
博尔热对观察中国充满了热情，但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只有十个月，活动范围也只限于香港、广州和澳门，更重要的是他此次是以批发商的身份前来中国，地位并不高。因此他所能接触到的仅仅是普通的中国民众，而很难有机会与上层人物打交道。他遗憾道：“我从来都没能进入这些神秘的房子，也无法得知高级阶层的私生活秘密！”于是观察平民成了博尔热停居中国时最大的乐趣,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博尔热游记内容与此前来华的耶稣会士的记录迥然有别。市井人物成了他绝佳的素材，而他细致的观察也成就了他画作中令人惊叹的精致细节。他对贫民的观察影响了他对中国的体认和感知，他在第二本画册《环球之旅 琐 记 》（Fragments d’un voyage autour du monde）中描绘的广州就是略显拥挤的街道上的算命先生、赌博的人群和剃头匠。
正是基于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博尔热在游记中辩驳了一些欧洲关于中国的偏见。“在欧洲，人们经常谈论这个国家的杀婴行为，甚至说法律容许这种行为的发生。当我看到这些可怜妇人对孩子的抚爱和仔细照料时，根本无法相信这种说法，也不能理解这种犯罪行为。”他也着力在插图里阐发他的观点，背着孩子的妇女、照顾孩童的父母都是经常出现的形象。他还强调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相似之处，以消解那些关于中国“虚幻神奇、诙谐有趣”的想象。在游览佛寺时，他看到佛寺将饭菜施舍给穷人，“同样的机构会产出相似的效果。”
当然，博尔热在中国发现了更多与欧洲不同的地方，但是他总是善于将这些“不同”放置在艺术欣赏和审美的视域下，这令他书中呈现的中国大部分都是美好的剪影。他常常将眼前的场景与记忆中西方的景致相比较，暗含着对欧洲人造美的排斥：
在这个被如此夸赞的国度中……用树阴给我遮阳的那棵树的树叶给我带来了半天柔和、有序的时光，而欧洲人的彩画大玻璃窗、他们的窗帘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柔和的微风穿过这个香气四溢的穹顶扑面而来，而在欧洲人头顶扇扇子的努力却无法令他们获得如此温柔的空气。
我们不难发现，博尔热崇尚自然美，中国的风光恰巧可以满足这一审美要求。而他看待中国的眼光里还存留有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热望：“这儿的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充满了诗意，人们总是用鲜花来装饰他们的住处，无论它们的住处有多简陋。”而他将妈祖庙称作“蓬巴杜夫人式”也是崇尚中国艺术的洛可可时代在他观念中的存续。
我们可以从博尔热的作品感受到“中国热”的余温，他回国后的荣光也反映出着法国社会对中国依旧抱有异常的好奇。他的画作《澳门大寺庙的景观 》（Vue d’un grand temple chinoisàMacao，见上图 ）被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纳入收藏。皇家塞夫勒手工工场也开始向他订购画作，后来这些订制画被用来装饰橱柜，在卢浮宫中展览，而拿破仑三世将这个橱柜赠送给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五世。他的《中国和中国人》一书被献给国王，好友巴尔扎克亲自为这部书撰写长文评论，同年该书的英文版 （Sketche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在伦敦问世，风靡一时。他开始频繁地在外省举办画展，以 “中国专家”的身份在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此外，他还为小说《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绘制了215幅插图。可以说博尔热的远东探险成就了他的一生。
作者：王亚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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