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个有多重身份的人，他是小说家、学者，同时还是报人。
纵观其一生，他的手里有两支笔：一支写武侠，雕刻人生百态；一支写社论，道尽世间冷暖。
1959年，34岁的金庸（本名查良镛）在香港创立《明报》。此后数十年里，有他担任社长期间的《明报》，也被认为是香港人心目中最可信赖的传媒机构之一。
金庸本人也常以“报人”自诩。即便在离开《明报》后，金庸在演讲中也称自己为“新闻工作者”，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报人查良镛
回顾金庸的人生历程，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
相比作家金庸，他还是报人查良镛。他与报纸的缘分不浅，1941年，他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而被开除，随后转学去了衢州。到衢州中学后，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老师替他取了一个笔名——“查理”。“查理”撰写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陆续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发表，得到好评。
金庸早年曾在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及《新晚报》任记者、翻译、编辑，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他还创办了《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形成《明报》集团公司。
金庸还是一位出色的社评家。他写有近两万篇社评、短评，切中时弊，笔锋雄健犀利，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人赞誉为“亚洲第一社评家”。
金庸曾说，自己“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查良镛和《明报》
（一）
自1946年正式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小说有三万读者。
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
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
当年3月，《野马》筹备期间，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只放得下四张书桌。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
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很成功。他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过一番推敲，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为副刊（名为“野马小说”）。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11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二）
《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人人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报》初时只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头版刊登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会登小说，三版是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小说，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没有新闻。
最早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谦称在报馆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机器中的螺丝钉，编辑只有潘粤生。
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
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三）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就开始在其上连载。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上连载，金庸每天要写两个连载，停一天都要刊登“编者解释”。
说《明报》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并不过分，许多人为了看他的武侠小说而买《明报》。
查良镛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们的半张小报，经半年时间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侠小说可有一定读者啊！”
但一张报纸不是单靠武侠小说就能办成，《明报》的前景仍不明朗，为此金庸想尽了办法，把《明报》由纯副刊性的报纸变为重视港闻的报纸，副刊内容也不断充实再充实：
《明报》还在筹办时，《晶报》记者雷伟坡便已在搜集资料撰写头条特写。没过多久，《明报》由八开扩为四开，雷伟坡被金庸以每月四百元的高薪挖来，当时他和沈宝新也只拿同样的月薪。雷出任采访部主任，成为《明报》独一无二的记者，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辟“伶星专栏”，以“柳鸣莺”的笔名专写影视明星的生活、恋情等艳闻。
龙国云当时在《红绿日报》跑社会新闻表现突出，被暗中请来相助，从1960年夏天起，用“陈非”的笔名为《明报》写港闻特写、大案内幕、软性花边，笔名就是雷伟坡代起的。稿费千字十元，可以吃二十碗著名的“牛腩粉”。到1961年9月1日龙就转入《明报》了。
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明报》头版头条几乎都是猎奇的社会新闻。为了增加读者，《明报》还推出有奖填字游戏、先送报后收费等活动。
（四）
1962年5月，是《明报》最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起，《明报》终于度过了惨淡经营的三年草创时期，由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支柱的娱乐小报迅速向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金庸的社评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金庸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到报馆写社评，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翻书查资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他才会下笔。
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作“粉肠”。
社评一般写两张稿纸，金庸写完一张，排字房就要赶紧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发排了再让他来改。通常他离开编辑部是凌晨两点，排字房工人为了等他的社评常常要延迟收工。
“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他自称“字字皆辛苦”。
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33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7000多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写旅行见闻发回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成为了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文章，而且备受赞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典故异常熟悉，在社论中不时引经据典，对知识分子读者充满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显然亦为了争取这类读者。《明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视为知识分子报纸，查氏的社论占了很大功劳。
“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他很欣赏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主笔司各特的这句话。80年代以后，他动笔比较少了，但事关重大问题或遇重要新闻发生，他还是要亲自执笔。
结语
从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黄金岁月，从《新晚报》《大公报》到长城电影公司，再到自办《明报》，写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的“副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
“金庸”常常淹没了“查良镛”，多数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夸张。
25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有多少少年读他的武侠小说长大，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影响，已不可能统计。
但武侠小说终究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报》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香港乃至中华文化圈，他独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和明报王国树立了两座高峰。
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金庸与众多传统的中国文人一样，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部分内容综合自傅国涌著《金庸传（修订版）》
编辑：姜方
图片：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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