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955年4月11日，曾发生一起引发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空难”——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失事。
2004年7月，外交部将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对外开放。开放的是1949至1955年间形成的档案，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近80份档案格外引人注目。
据《百年潮》，近年来，虽有文章谈到这场政治谋杀大空难，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内幕，但仍有许多令人迷惑不解之处。
现在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中矗立着一个高高的纪念碑，碑上刻着周总理的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石碑的背面刻着十一位烈士的姓名与简历。石碑上还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1955年，由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五国发起的亚非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国政府决定派团出席。
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的中国、波兰和奥地利记者共11人，他们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此外尚有印度高级驾驶员德·克·贾塔尔上尉和其他７名机务和服务人员。
据“历史上的今天”《山西晚报》，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全部人员遇难。
值得庆幸的是周恩来并不在飞机上。
图为当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及夫人在一起。新华社
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当时中国既没有大飞机，又没有去印尼的国际航线，所以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可就在临行前，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改变了周恩来的行程。成元功记得，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都没有心情吃晚饭，心上像压了一块铅。
4月12日清晨，搜救人员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处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护卫舰丹皮尔号相继找到了3具尸体，一具是飞行机械师顿哈，一具是空中乘务员毕门塔，另一具则无法辨认。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牺牲的8位中国人中，其中5位是记者。
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在空难搜救现场，意外地找到了客机上的生还者。克什米尔公主号生还者，印度航空公司的维修工程师卡尼克1958年撰写了回忆录《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客机失事亲历者的真实回忆。
1955年4月10日午后，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孟买机场起飞，经停加尔各答。4月11日清晨飞抵泰国首都曼谷，然后，克什米尔公主号又从曼谷飞往香港，抵达香港的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时分。
卡尼克在回忆录里写道：飞机刚停稳，香港航空公司的工人们就围了上来，他们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是，事后让卡尼克感到有些蹊跷的是，当他们机组在启德机场候机餐厅吃饭的时候，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闯进来。这个人四处打听乘坐飞机的中国代表团的情况，当得知飞机准备起飞时，他急忙冲出餐厅。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飞向雅加达，空中飞行时间预计7小时。这是当天香港启德机场唯一起飞的航班。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中，奇迹般生还的还有两个人：副驾驶员狄克希特在飞机坠海后，猛力踢开身旁的滑动窗，拼力钻出水面得以生还。领航员派塞克也从坠海的飞机中死里逃生。最终他们三人游到一个无名小岛，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得以搭船回到家乡。
1955年5月25日，众人期待已久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终于有了最终结果：飞机因外部装置导致爆炸。
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前，特务组织得知，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这架飞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在特务组织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暗杀周恩来。具体密谋策划这个方案的负责人叫赵斌丞，他曾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得意门生。这个计划最重要的环节是物色什么人能够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定时炸弹。这个人必须是香港启德机场的员工，最好是能够自然而然地接近飞机。
几天以后，一个化名吴义清的“保密局”高级特工被秘密派往香港情报站，亲自主持督办炸机行动的实施。吴义清几经周折最终以60万港币雇用在香港启德机场做地勤清洁工的周驹执行破坏飞机的任务。
周驹接受了特工的训练，主要是熟悉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结构，如何隐蔽快速准确地安装定时炸弹。4月11日上午，周驹和香港情报站的特工按计划把定时炸弹伪装成一包牙膏，放在水桶里，骗过安全检查，顺利带进机场。周驹顺利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自己后，用最快的速度，把那颗伪装好的定时炸弹固定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一个很不容易发现的缝隙里，然后离开……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发生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惊和谴责，同时也使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万隆之行陡然加大了危险系数，但中国政府在空难之后并没有被恐怖威胁所吓倒。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万隆。在机场的讲话中，他宣告：“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
事实上，国民党特务除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外，还在印尼组织了“暗杀敢死队”。
据《中国机长》（张聿温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名悔悟反省的“暗杀队员”给中国使馆报信说：“台湾当局在3月10日组织了一个28人的 ‘暗杀敢死队’，准备谋杀周恩来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每人配备了无声手枪、匕首等凶器。暗杀一名代表团员给20万盾印尼币奖励，暗杀总理另加40万盾。”得知这个消息，云南当地军政首长和代表团成员曾劝说周恩来不要去印尼参加会议，但周恩来态度坚定：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加了解和友谊而参加亚非会议的，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4月14日，周恩来如期率领代表团乘坐包租的另一架印度飞机“空中霸王号”从昆明飞往缅甸仰光。这架飞机比“克什米尔公主号”性能要差得多，速度慢，爬高低，又遇到雷雨，只得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一路艰险，于17日他风尘仆仆抵达万隆。
悬案并未了结，凶手“周驹”，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
还没有结案，英国方面就将所有嫌疑犯驱逐出境，实际是放回。对英方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中国政府于1956年8月4日提出了严重抗议，并郑重声明：在此谋杀案全案破获和有关凶犯和同谋犯未得到应有惩处前，英国政府仍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英国政府应继续进行彻底的破案工作，并且向中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继续作出交代。
据新华社，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特务人员干的。直接参与这一阴谋的一个是时任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的周斌成，另一个是组员陈鸿举，最后选中周驹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
周驹在此次事件中只不过是台湾当局特务机关收买的一个工具而已，并非幕后的主凶。历史也真让人感到遗憾，周驹及其指使者最终未能被绳之以法。
制作：童薇菁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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