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奥巴马的科顾委在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里，建议奥巴马先努力达成中美双边共识，然后再推进全球协议。中美两国果然在2014年北京亚太峰会上达成两国减排协议（美方承诺到2025年把排碳总量从2005年水平减少26-28%，而中方承诺从2030年开始减少排碳总量），从而为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变化全球协议成功地奠定了基础。
奥巴马将来留名美国史的最大成就是改革了医疗保险制度，使得美国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到健康保险。这里提到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和平解决伊朗核武器问题将是奥巴马的另外两个巨大成就。而在这两个议题上，美国科学家和科技咨询体制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朱棣文和奥巴马的全职科技顾问霍尔德伦（John Holdren）以及由霍尔德伦担任共同主席的科顾委对气候变化应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上面提到的加尔文、尤其是朱棣文的能源部长继任者芒尼兹（Ernest Muniz），一个来自MIT的核物理学家，对伊核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
提到气候变化，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它原来是中美摩擦的焦点，现在反而成为联系两国正面交往、合作的重心。美国科学家至少从1960年代，以叶笃正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从1980年代开始就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以及其对中美两国都会产生的巨大影响。美国国防部门近年来也提出气候变化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严重长远威胁之一，因为它会增加极端天气事件的数量和强度、导致海平面上升、引起气候难民问题、加剧区域冲突等。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国，而且气候变化已经开始产生影响，所以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
除了气候变化问题，奥巴马的科顾委于他任内还在很多其他领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它的一个讨论环境资本问题的报告，提出要把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本来考虑，就像要把碳排放作为成本考虑，这样会更有成效地推动环保并推动新能源经济。它对美国和全球科技政策进行反思，得出这些值得思考的结论：科技政策上所谓的线性模式——基础研究产生应用研究、促生技术开发，现在已被广泛认为不成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生态模式：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的关系像一个生态系统，基础研究不一定会一对一地促生应用研究和新技术，但基础研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预知的，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哪个领域里的基础研究会引起应用、会引起技术变革，但是一旦发生，它可能是革命性的，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可能会因为某一个小的改变而产生彻底的变化。这意味着基础研究必须全面铺开，政府应该全面资助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不可能押宝。
从国际科技政策上来讲，奥巴马的科顾委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占全球GDP的50%，所以它有理由到世界各地推动基础研究，因为它的技术最先进，哪里基础研究出了成果它都能先利用起来。然而现在美国占世界GDP不到25%，美国政府和企业都减少了资助基础研究的驱动力。所以科顾委建议美国政府现在应该说服世界各国都来推动基础研究，并加强国际科学合作，否则我们会面临公地的悲剧：即公益性的资源，如基础研究和大气，大家都不去维护，这将会影响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利益、甚至生存。
对美国科学家和科技咨询系统参与美国公共政策这5个案例进行回顾和反思，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公开社会里，如果希望科学家能对公共决策作出明智的贡献，一方面科学家和整个科技咨询过程需要秉持独立性、专业性和公开透明化，而另一方面，社会和政府要保障科学家们能够作出独立的建议而不受到迫害，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来为科技创新、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节选自《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在国家天文台的讲演：冷战时期到奥巴马时代美国科技决策咨询研究》，刊2016年9月30《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王作跃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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