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6月30日至7月10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会议将审议38项提名遗产是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在刚刚，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这段申遗之路，本报一直持续跟踪，现将旧文重发，让我们一道回顾申遗的点点滴滴。

一座解不尽的谜库（上）

上月上旬，国内外上百位专家学者聚会浙江余杭市，就良渚文化最新的考古发现及有关良渚文化悬而未解的问题作深入研讨。本次良渚文化国际研讨会提出了许多新论点。

海内外学者在研讨会上最集中的话题是良渚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关系。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时期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因为在遗址发掘中发现了石犁，这说明良渚文化时期人类已经从耜耕发展到犁耕；而玉器、制陶、漆器、编织、镶嵌等文物的发现，则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对于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大量玉器的发现，众多学者都认为是权力、礼仪和宗教的产物。而最引人关注的是，在良渚文化区出土的文物中还发现了“文字”——余杭南湖出土的陶罐上有11个刻划符号，澄湖水井中发现的陶罐上也有4个刻划符号。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文字的雏形或萌芽。所有这些发现，均证明了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升起的地方，良渚文化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良渚文化的许多具体问题上，专家学者们有诸多分歧。比如，良渚文化的地域究竟有多大?著名考古学家吴汝祚先生认为，良渚文化与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交往，北至渤海湾，南及岭南地区，西到延安芦山峁遗址的居民有了来往；东达沿海地区，并且跨越台湾海峡到达台湾。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受生产力和交通的限制，良渚文化的辐射面受到制约。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的姚桂芳学者认为，良渚文化“涵盖了钱塘江流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晔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可分为四个文化圈，即余杭、德清(属浙江)区，吴县、昆山、青浦区，常州区，海宁、桐乡(属浙江)区。

一座解不尽的谜库（下）

在良渚文化的社会属性上，专家学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上海市博物馆考古部宋建学者认为，良渚文化1000年历程中可分为四个时期。在良渚文化的发展和鼎盛期，社会上下层差别极为悬殊，上层又有等级和职能的差别，贵族集团已经具备向环太湖地区扩张的能力。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之恒先生认为，良渚文化中晚期出现了数量较多的人殉和人祭的墓葬，显示出良渚文化中晚期阶级压迫、阶级对抗已经出现，贵族集团已经形成，“政教合一”的王权已开始出现。张先生认为，良渚文化中晚期已经具有早期城市雏形的性质，或者说已经出现小型的“城邦”国家。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芮国耀先生明确地表示:良渚遗址群内已经产生了以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为基础、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国家组织形态。武汉大学历史系方酉生也表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城邦制小国的奴隶社会。

但也有专家学者对“城市雏形说”和“国家说”提出了异议。杭州大学历史系戴尔俭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时期大型建筑尚未超出史前末期的最高水平，作为“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尚在孕育之中。

对于良渚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停留为何如此短暂，专家学者们也各有说法，有的认为是因为战争和灾荒所致，有的则归根于社会控制系统丧失作用。此外，本次研讨会上还出现了不少新“说法”，如美国学者江伊莉认为良渚文化时期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日本学者林已奈夫认为良渚文化中有孔石斧的孔象征着太阳之神等等。这次研讨会依然给未来的良渚文化研究留下了许多个谜。这些谜的破解，尚需更多的专家学者投身于“解谜”的行列。

作者：万润龙
编辑：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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