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 后我想思考的是，当21世纪的世界文学面对内忧外患，是否还有“第三种道路”的可能？或者说，在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文学空间”和泛政治化的殖民话语批判之间有无更好的选项？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首先要重新定义 “世界”和“文学”。世界文学不应被仅仅视为一种历史建构物或摹仿的方法，而是具有自身能动性的力量，能对之前论及的全球危机施加影响，也能参与到当代世界的构建和转变中。这里，普希纳的观点或许颇值得借鉴。他认为“世界文学就是那种关乎世界的文学”，并将之命名为 “世间的文学”（worldly literature）。他反对用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来界定世界文学是什么，而是主张考察世界文学能做什么——既不将之放入纯粹的精神国度，也不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盘中餐。或用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话说，世界文学“诞生于文学和政治遭遇的淌血的黑暗十字路口”，它一方面无法摆脱政治的压迫性力量，另一方面也具有自己的反作用力。
这种将世界文学视为事件性存在的观点，在谢平（Pheng Cheah）广受好评的新著《什么是世界？：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中获得了某种理论共鸣。这位加州大学的华裔学者从海德格尔的“世界”（Welt）概念出发，像斯皮瓦克那样将“worlding”视为一种“世界建构”的过程，而世界文学则成为了这个过程中与全球资本流动进行对抗的“规范性世界力量”（a normative worldly force），其意义在于破坏和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设定的世界图景和目的论时间。当然，谢平并未一厢情愿地认定文学可以力挽狂澜，他承认世界文学的力量其实相当脆弱，因为世界市场处于力量的巅峰，西方现代性正在主宰和规划“进步”的路线图，并激烈地摧毁其他类型的世界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时间性（temporality）。但即便如此，世界文学依然不应气馁，毕竟它所讲述的仍然是“表达世界开放性的最佳叙事方式”。如果放任世界文学萎靡和消亡，我们今后面对的将只有那些被商业化大众传媒营销的危机叙事。
哈 特 曼 （Geoffrey Hartman）曾说，在这个后9·11的时代，我们之所以还需要艺术化的再现方式，是因为它能帮助当代社会纾解极端恐怖事件带给人类的宿命感或无力感。当世界文学在危机重重的时代坚持发声时，文学家就重新夺回了叙事的控制权，进而改变了情节的发展方向。我愿意相信，世界文学比商业社会的类型化叙事更有力量，凭借文学独特的想象力和审美距离，我们可以更有力地去质询那些建构世界的主导性力量，更有尊严地在21世纪全球危机中思考人之为人的意义。
作者：但汉松
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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