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
陈炯明，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被视为孙中山的叛徒写进了历史教科书，广为流传；但除此之外，人们对他似乎知之不多。蓦然回首间，才发现这位中国近现代史无法绕过的人留给世界的背影竟是那么的奇特，既清楚又模糊。在这个寿命并不太长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让他留给世人谜一样的人生。
秀才·议员·革命党
1878年1月13日，广东海丰县一户“素业贾，贩鸭卵，往来港穗间”的陈姓绅商家庭新添了一个男丁。就在这孩子出生的当天，他父亲陈暄（字曦庭）恰巧接到了乡试中榜的捷报。陈家双喜临门，举家欣喜若狂，陈曦庭欣然命笔，给自己这个新生的儿子取名为陈捷，意在今后他父子必是捷报频传，仕途猛进。
但世事难料，幸福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易逝。陈捷3岁时，父亲去世了，他也成了当地出了名的顽童。6岁时，祖父的去世让陈家中落，年幼的陈捷才发奋自立，不仅读书用功，而且少年老成。20岁时，他考中秀才，便改自己名为“陈炯明”，寓存着对黑暗现状的不满和对光明的向往。在考取秀才之后，陈炯明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1906年考入广州新成立的广东法政学堂，就读两年制法科速成班。
就学期间，陈炯明深受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影响，遂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自己取新字“竞存”。他的老师朱执信给出的评语是“品学兼优，热心国事”。两年后，风华正茂的他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了。这期间，陈炯明还做了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领衔控告恣意妄为的惠州知府陈召棠，使其被当场撤职扣押；另一件是利用寒假回乡期间，以祭文天祥为名，秘密召集马育航、陈达生等三十多人在五坡岭的方饭亭宣誓缔结反清盟约。
毕业回乡一年后，陈炯明创办了《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创办报纸两个月后，陈炯明再次来到广州，作为立宪人才当选首届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经全局94名议员互选，高票当选为19位常驻议员之一，并任法律审查会会长。在任议员的两年间，他不仅提案最多，一人便占全局总议案的十分之一；还在议会发言22次，内容涉及“禁烟”、“禁赌”、“创办民办教育”等诸多方面。兴利除弊、仗义敢言，为陈炯明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1909年的岁末，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发起召开16省“请愿国会代表团茶话会”，陈炯明作为广东代表之一赴上海参加了大会。对所谓国会本来就持观望态度的陈炯明来说，这次大会不仅让他备感失望，也多了几丝无奈。但上海之行也让迷茫困顿中的陈炯明找到了新希望，他在上海期间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并加入了同盟会。生活从此有了新气象。
秀才出身的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似乎很让人费解，他的政治抱负与主张流血革命的同盟会根本就是两条路。事实上，加入同盟会后，确有革命同志批评过他“对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竞”。不过，陈炯明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目的仍然是“建设”，他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的心态大相迥异，不知这是否是最终导致孙陈决裂的一个诱因？
翌年2月，陈炯明参与了倪映典广东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陈炯明被列入缉捕名单。避居香港期间，他与刘思复等人组织了“支那暗杀团”。团员入盟典礼极为严肃，时间定在夜间，厅中四围张以黑布，当中一桌，围以白布，桌上置一骷髅头，旁置一白蜡烛。入盟者一人独对骷髅若干时刻，才由主盟者告以团的宗旨和方略。受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鼓舞，“暗杀团”也行动起来，炸伤了水师提督李准，炸死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在副议长丘逢甲等人出面作保的情况下，陈炯明于这年10月重返广州，惊魂未定的他很快投入筹备次年的“三·二九起义”之中。在黄兴主持的起义统筹部中，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并一度代替胡汉民行使秘书课课长职责。在筹备起义方面，陈炯明做了大量工作，他和邹鲁于起义前夕创办《可报》鼓吹革命，免费赠给军人，“军界靡然争阅”，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但陈炯明在起义爆发时，却逃往城外，躲藏在尾珠江上一个盐船里，留下一段难以述说清楚的公案。
武昌起义成功后，陈炯明在清军管带洪兆麟的帮助下光复了惠州。这时候，他拥有了广东纪律最严明、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民军，这也是当时广东唯一一支真正属于同盟会的军队。惠州古称循州，因此，陈炯明称他的军队为“循军”，打出“井”字旗号，寓古代井田之意，表示对中国社会及土地问题的关心。据说，陈炯明的“井”字旗是当时唯一象征着某种社会理想的旗帜。
广东光复后，胡汉民、陈炯明被推为正副都督。不过，举人出身的一介书生胡汉民既不能令广州的绅商们信服，也没能力控制涌进广州城的14万“非官非贼，亦官亦贼”的草莽民军。12月21日，焦头烂额的胡汉民借去香港迎接孙中山归国之名挂印离去，这给了其志甚高、不肯屈居人后的陈炯明一个天赐良机，他马上率军从惠州开进广州，出任代理广东都督。此后四个多月，他改良风俗、整饬吏治、清查市井、推行新政。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前清官绅兵役之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一扫而空”；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也说：“尽管有了大变动，但广州实算平静。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他下令将娼寮关闭，将江中‘蛋民’（船户）全赶走，严行禁赌禁烟。”
陈炯明再次在广东人面前风光了一把。
“闽星，闽星”
1918年，这一年，陈炯明开始了在漳州的生活。对已届不惑之年的陈炯明来说，此后的两年漳州主政生涯不仅使他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还为他带来了各种纷至沓来的好名声。
1918年8月，遵照孙中山的安排，陈炯明率援闽粤军进驻漳州，创建了闽南护法区。鉴于漳州街道“窄狭污秽，不但交通不便，且有碍居民卫生”，陈炯明成立工务局，拆卸城墙，修筑堤岸、码头和跨江大桥，将原先狭窄不平的街道改建为整齐的石板马路，交通大为改观。漳州各县向无市场与屠宰场，小贩常当街摆设货摊，屠户则沿街宰杀猪羊，致使市面拥挤不堪，腥臭异常。陈炯明命令兴建市场和屠宰场各一所，要求商家、屠户迁入营业，并饬令各县仿照实行；同时，还把马路沿线破败陈旧的商铺改建成整齐划一的模范商店。这年10月，开始兴建漳州第一公园。该公园占地42亩，东门入口处树一石碑，四面雕刻孙中山、章太炎、胡汉民和汪精卫亲笔题写的“博爱”、“自由”、“平等”和“互助”八个大字。园内花木遍植一新，曲水幽岩，引人入胜；音乐亭、美术馆、图书馆点缀其间，给公园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粤军入闽不久，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漳州各校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义举，遭到军警的阻挠，有的学生还遭殴打扣押。陈炯明闻讯后，下令释放被押学生，并派人到学校赔礼道歉，他还公开发表通电支持北京学生。5月22日，漳州市民2万多人召开国民大会，陈炯明到会演讲，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议行动，反对在卖国和约上签字。在陈炯明的推动下，漳州掀起了大规模的罢课、罢工、罢市和抵制日货运动。
陈炯明还从广州聘请了文化名人梁冰弦到漳州担任教育局长，宣布禁绝私塾，提出“一乡一校”的口号。所谓“一乡一校”，就是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堂。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学生分赴法、美、英、日等国留学，被誉为“闽南教育界空前盛举”。
一时间，漳州焕然一新、文明大开，气象清新的漳州也俨然成了“明星”城市，林森、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陈嘉庚等社会名流都先后造访。陈炯明的政绩把北京大学最激进的学生也吸引来，他们到漳州游览后，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亦不过如此”。
闽南护法区的成功，不仅赢得了国内舆论的赞誉，还引起了国际上的瞩目。粤军入驻漳州一年后的十月下旬，美国使馆的武官特来漳州访问了陈炯明。他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苏俄波达波夫将军也专程赴漳州考察，他带来了列宁给陈炯明的亲笔信、亲笔题名的照片，在信中，列宁对中国革命表示深切的关怀，对陈炯明表示敬佩和鼓励。1920年12月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称赞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是中国革命青年和社会主义者的朝圣地”，德国一家报纸更夸张地赞誉漳州是“东方一颗明星，正在放出光芒”。
一个军阀的理想
主政闽南约两年后的8月12日，陈炯明率部回师广东，两个月后，他众星捧月般地进了广州城。
向烟与赌开战！陈炯明打响了回到广州后的第一仗。禁烟与禁赌伴随了陈炯明政治生命的始终。他下令1920年12月1日禁绝广东一切赌博。世间事就怕认真，在陈炯明雷霆手段的推动下，命令生效之日，广州市面无一家赌博，在全省也没有一间官准的赌馆。在他治下，为害广东数十年“无地不赌，无人不赌”的赌博大害得以禁绝。
当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当北中国的精英们在为“德”、“赛”二先生争论不休时，南中国的陈炯明正把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宛如给昏暗的天空涂了一抹鲜亮的彩霞。陈炯明希望将广东建成中国的“模范省”，如他所愿，当时的广东在国人心中也确实是新文化运动“最后一个据点”和“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0年11月，陈炯明饬令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实行男女同校。次年3月23日，陈炯明又责成全省中学开放男女同校。陈炯明还推行旨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六年计划：从1922年8月起，至1928年7月止，在六年时间内，分期推广义务教育，使310万学龄儿童能够完全就学。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1921年底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工作完成。当选县长中，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占绝对多数。省议会还正式通过了《广东省宪法草案》，除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外，还具体规定保障人民的自由。
广州正式建市也在陈炯明主导下展开，他于1921年2月颁行《广州市暂行条例》，成立广州市政厅，下设公安、公用、财政、卫生、教育、工务等6局。孙中山之子孙科被任命为首任广州市长，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正式成立。其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汗水浇灌出了绚丽的花朵，陈炯明治下的广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在黄炎培的笔下，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是这样子的：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诫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
广州的短暂春天来临了。
从同志到“死敌”
人们说起陈炯明就会说到孙中山，说到孙中山就会想起陈炯明，就像天空中的参商两颗星星，就这样永远扯着……
陈炯明与孙中山虽年岁相仿、同为广东人，但相识共事的时间并不早，直到1912年4月，两人才第一次相见。在此之前，两个人在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方式在为彼此心中的理想而努力着。相识虽晚，但关系却极为复杂，10多年间，忽而同志，忽而对手；有时精诚团结，有时离心离德，几经反复，怎一个“同志”、“死敌”能说得清呢？
让时光回到1922年6月16日凌晨吧，那一夜，粤军4000多人突然围攻广州的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越秀楼。这通炮火把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已渐趋淡薄的“同志”情谊轰炸得灰飞烟灭。从此以后，在国民党官方文告、宣言、函电中，陈炯明作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叛徒”被传扬开来。人们似乎忘记了此前孙中山等国民党大员对陈炯明的称颂与奖誉。
看来，有时候，政治人物的言辞与褒贬并不足为凭，太多时候这种褒贬受形势发展和政治需要左右，仅以陈孙二人的相互攻讦还真难说清楚这场“公案”的来龙去脉。
俗话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场看似突然的炮火也不是倏忽而至的。而孙陈的决裂并非是个人恩怨所致，而是政见不同催生的，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
陈炯明虽是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将领，却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政治见解的人。他历来反对滥用武力，主张保境安民；反对军治、党制，主张民治、地方自治，赞同“联省自治”。孙中山要求统一，主张通过国民党的领导，实行国民革命，削平所有军阀。另外，作为革命领袖，他要求党员和部属绝对服从他，不能容忍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随着形势的发展与分歧的扩大，二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决裂已不可避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并履行打指模手续。陈炯明认为这样做太过专制，不仅拒绝加入，还指责孙中山“沉迷于革命，不足以言救国”，并阻挠中华革命党人在南洋的筹款活动。陈炯明的行为让孙中山大为恼火，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然公开化。
到了1917年7月，看似水火不容的两个人却再次走到一起。陈炯明表示“竭诚拥护”护法，孙中山亦捐弃前嫌，率其南下广州。这年12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不久，陈炯明率领这支军队进驻漳州，开创了漳州历史上一段璀璨的时光。对陈炯明的成绩，孙中山也倍感欣慰：“兄在闽措施，既切近时需，而规划又复宏远，闻之曷胜欣喜。”这段日子也是孙陈交往中难得精诚合作的美好时刻。
随着陈炯明回师南下，出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孙陈之间春风沐雨般的日子再也不复存在。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的保证后，孙中山携带大批属员，踏上广州的码头。上岸不久，他很快宣称，将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对大张旗鼓高调而来的孙中山，陈炯明并不欢迎，多方设障碍阻止他南下，阻挠不成后，他又拼命阻止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与北京政府相抗衡。后来虽被迫让护法政府成立，却又多方限制其行使职权。为了对抗孙中山的北伐，陈炯明更与直系军阀相勾结，又和湖南军阀赵恒惕相串通。孙陈双方矛盾益发尖锐，最终演变成一场骇人听闻的兵变。
孙陈决裂后，不少人曾居中调解，希望二人再度合作，其中尤以吴稚晖出力甚勤、用心最专。但孙陈二人都不是轻易改变自己的人，固执粉碎了他们可能联手的最后一丝机会。
洪门泰斗
晚年的陈炯明虽已不再统率千军万马，不再处理繁琐的公务，但有“理想”的陈炯明并没在落寞的生活中沉沦下去，他把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为一个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致公党，这一破天荒的创举为陈炯明似乎悲凉的晚年涂抹了一层亮色。
洪门，又称天地会，曾是孙中山早期在海外开展革命工作依靠的重要力量。当时，他在美洲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概由洪门承担和保障。后来，双方却因致公堂立案事渐生龃龉，致公堂希望能通过立案这种方式使本党褪去秘密会社的色彩，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政党，但孙中山、胡汉民对此反应冷漠，相互推诿，这让致公堂很是恼火。由此，关系愈趋愈远，终于反目为仇。
致公堂与孙中山日渐冷漠，与陈炯明却愈发亲近起来。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
1923年双十节日，洪门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举陈炯明为总理。新“总理”陈炯明新官上任很是放了“几把火”，他先在香港成立致公党俱乐部，把党的活动中心由旧金山移至香港。同时积极推进党务、登记党员，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陈炯明还在思想上影响、指导致公党，他撰成《致公党计划书》，以建国、建亚、建世“三建”主义作为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统一的理论、方法和建议。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炯明再次被推为总理。致公党迎来了发展春天，到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除美洲原有机关外，已成立南洋群岛及国内各总支分部多起，登记的党员有四十多万。
▲1913年第一次讨袁失败，陈炯明逃亡南洋（东南亚）时所摄，图右上角系化装南洋土著以免被他人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欲联络中国各派势力以求合作，对陈炯明这样的人物，以及致公党这样的政党，日本人自不会放过。但陈拒绝了日本人的多次利诱。
致公党也行动起来。1931年10月10日，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次年3月，又联合华侨建立“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1月，该会召开大会，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10万大洋。1933年2月，致公党派遣美国华侨救国义勇军团至南京，支援国内抗战，菲律宾致公党主办的“洪光学校”也输送了不少青年回国参战。
一个人的晚年开创了一个政党的新生，对陈炯明与致公党来说，无疑都是值得庆幸的。
悲凉身后事
“陈炯明死了”，“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当1933年陈炯明去世时，香港的报纸这样报道他离世的消息。
弥留之际，家人问对家事有何交代，陈炯明一脸苦笑，对大女儿说:“吾家事无可语！”再问国事，则兴奋异常，伸手欲取笔墨，无奈手已僵直，连声大呼，“共和”二字清晰可闻，后面的字却模糊难辨。陈炯明死后，竟无钱买棺成殓，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借用他母亲的寿棺，这实在是人世间一大悲惨事。陈炯明去世了，但陈家的惨剧并没有结束，在陈炯明出殡的当日清晨，匆匆从上海赶回来的大儿子定夏因感染时疫病逝了，后来父子二人同时落葬，怎不令人扼腕叹息？在陈炯明去世后的三年之内，他年事已高的寡母，眼盲的妻子和另一幼子也相继去世。陈氏一生的遭遇，与其他政客由中国政坛下野、腰缠万贯跑到海外做寓公的生涯岂可同日而语？
一个人身上如此鲜明地融合着改良与革命、赞誉与非议、理论与实践、功臣与逆寇等争锋相对的矛盾，这是怎样谜一般的人物？
作者：齐廉允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柳青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第1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