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档案最新披露:康有为认定孙中山“必为大害”而“必除之”

文汇网 2020-02-23 13:25:32 显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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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革命党人走到一起,建立同盟会。以“保皇”为号召的康有为,因此认定孙中山“必为大害”,发誓“穷我财力,必除之”。他指示在美国的保皇会人约孙会面,密设“刀斧手”,于席间杀之。若此计不成,则“跟踪追剿”,必要杀之而后快。这来自美国最新披露的一批档案。这批档案有信札、电报两百余件,原由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所有。其中这封康有为密谋杀害孙中山的电报,让我们对清末革命、保皇两党的角逐,有了更深了解。

康有为抢了革命党的学校

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广收门徒时,孙中山就在他们旁边的“圣教书楼”里挂牌行医。康有为常到书楼买书,一来二去,孙中山看他关心西学,算是同道中人。孙中山托一个与康相识的朋友,转达了他的结交之意。

康圣人完全没把孙中山这个小郎中放在眼里,答复说:结交可以,但要孙“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见康有为这么托大,也就不搭理他了。

康、孙结交失败,各自带着一帮徒弟、兄弟,做起自己的事业。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张起“变法”大旗;孙中山则在香港同杨衢云合作,壮大了兴中会,声称要“驱逐鞑虏”。双方路数不同,但所求都是救国,不期然地走到一起。

代表革命党的陈少白,早年与孙中山等在香港合称“四大寇”。他在上海见到了入京参加会试的康梁师徒。三人前后聊了几个小时,相当投机。

这时因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应华侨要求,革命党人在横滨建了一所华侨子弟学校,一方面传承中国文化,一方面传播革命思想。但革命党里面没有能当老师的,于是筹划延请梁启超。梁因主持《时务报》无法分身,康有为就命另一弟子徐勤,带着几个师兄弟,东渡日本,襄助革命党,开起“大同学校”。

开始时,双方合作颇为愉快。直到戊戌年,康有为摇身一变,成了光绪朝改革的“总设计师”。康梁师徒既是朝中红人,再和兴中会这批乱党为伍,既危险,又没必要。康有为索性来个过河拆桥,交代徐勤把大同学校来个鹊巢鸠占。因此,在学校里上演了这一幕:孙中山、陈少白等过来视察,到办公室里一看,桌上竟有一张条子,写着“不得招待孙逸仙”。这一下炸开了锅,革命党的小伙子们立马跑去质问校长徐勤。这事闹了一阵,不了了之,孙中山从此再没到过大同学校。

梁启超挖兴中会会员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帝都得意,前后不过一百多天,很快也成了通缉犯,打起勤王的招牌。

在宫崎滔天的撮合下,保皇、革命两党又获得了一次联手的机会。

会面地点定在后来做过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家。康有为自称身怀“衣带诏”,不便见革命党人,让梁启超一人赴会,同孙中山、陈少白彻夜长谈。

不久,康有为被日本当局“礼送出境”前往美洲游历,梁启超留下办《清议报》,使他有了更多机会联络革命党。双方谈判的具体过程,今已无法确知,只能看到商谈的结果——两党联合后,由孙任会长、梁为副会长。梁启超问孙中山,咱们合作,“如此则置康先生于何地”?孙中山回答得很巧妙:“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不知当时梁启超是否想到,自古以来,是没有一个皇帝自愿去做那位尊的太上皇的。

当康有为看到梁启超等十三名弟子(所谓“十三太保”)让他“息影临泉,自娱晚景”的信时,自然怒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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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爱徒与革命党暗中往来的事,康有为知之甚详,告密者就是与孙中山等有隙的大同学校校长徐勤。徐勤给远在新加坡的老师发去电报,警告“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卓如是梁启超,行者指孙中山)。康有为将各弟子申斥一通,把梁启超“流放”到檀香山发展保皇会。孙、梁合作无果而终。

有道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当梁启超请求孙中山,让他帮忙介绍一些檀香山的小伙伴时,孙中山一口答应,亲自给哥哥孙眉去信介绍。梁启超到了那里,声称我们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希望大家捐款,赞助“革命”。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大本营,孙中山起家的地方,人脉广,群众基础好。大家一听是“自家孩子”的朋友,当然慷慨解囊,筹集了“华银十万元”。几个月间,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也都倒向梁启超。革命党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檀香山发起舆论反击,抨击保皇会只保“大清国”,不保“中华国”。孙中山指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成事”。

这一次梁启超挖了孙中山的墙角,关系从此破裂。

雪上加霜的是,1906年,保皇会死士梁铁君,奉命入京行刺慈禧。不幸走漏消息,梁铁君被捕后殉难。梁启超怀疑是孙中山向清廷告密,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第一义”是“与革命死战”。

旧愁新恨、误会丛生,再无谈判余地。

两大阵营势同敌国

两党没法合作,也不能“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流亡海外,要筹款做大事,只能找华侨。华侨就那么多,钱捐给了保皇,就没力量再帮孙中山。对这个蛋糕,双方都想争块大的,那除了削弱对方,别无他法。

开始时,大家是“文斗”,你办《民报》,我办《新民丛报》;我办《大汉报》,你办《日新报》。从香港、横滨,到檀香山、旧金山,反正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他们的报刊。

文斗能游说华侨,但不能直接打击对手,于是有了武斗。在康有为向孙中山下追杀令的1905年秋,孙中山还命胡汉民大闹了“戊戌、庚子死事诸人追悼纪念会”,目的是“揭露康梁保皇、立宪的欺骗宣传”。保皇会一批文弱书生,真斗不过这群精力旺盛的“革命小将”。

1907年,保皇会组织“政闻社”挂牌成立的当天,梁启超正在台上演说,张继、陶成章率几十个同盟会小兄弟,大打出手,惊动了日本警察。徐勤在新加坡等地的活动,也被革命党踢了场子。

保皇会要报复,还有其他招。1904年,孙中山去美国时,保皇会联络清政府在纽约的领事,以及海关译员,在手续上为难孙中山,把他关在海关的小木屋里好几天。美国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等凑了500元,才把孙保了出来。

辛亥革命前,保皇、革命两党争斗的热闹程度超乎想象,真可谓各显神通。由此来看,康有为设计谋杀孙中山的秘闻爆出,也不必大惊小怪。

——-摘自《作家文摘》总第1828期


作者:杨津涛
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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