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四处兜售建立所谓“反华联盟”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近日先后同德、英、法及日本外长沟通，阐述中国在中美关系上的立场。
据外交部消息，7月24日，王毅在同德国外长马斯举行视频会晤时强调，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的困难完全是美方一手造成的，“中国仍希望与美国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我们必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发展权利，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美方胡来。”
7月28日，王毅在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通话时，再度阐述中国立场表示，“面对横冲直撞、蛮横无理的美国，中国将作出坚定而又理性的回应。”
“我认为外交的本源就是各自阐述立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对文汇记者分析指出，“王毅外长打的电话是‘安心电话’，旨在让相关国家不用担心，中方不会采取不负责任的，跟美国对标的态度。中方当前关注的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是以负责任的方式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和全球利益。同时，也会对任何侵犯中国核心利益的举措进行坚决回应。”
与舆论中盛行在“演义式”解读框架下，对中美关系的走势将呈现“恶化螺旋论”的预判有所不同，沈逸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看上去很紧张，但实际上正在进入某种新的阶段，具有显著的，约束条件下的自稳定特征。
如何理解？他指出，中美关系稳定，首先依靠约束条件，就是在军事和金融两个领域，中美之间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进入全面对抗，一定是两败俱伤，由此形成了约束性的边界。
而自稳定与双方的各种沟通机制密不可分，“新阶段的特点是，当双边关系快撞到边上的时候会往回收，有些结构性的因素从不同方面共同约束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王毅外长的电话外交表明中国也在以负责任的态度主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这种新型的自稳定关系。”
于是，从形式上看，中美双方似乎正在激烈博弈，尤其是美国正在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甚至可能走向冲突的边缘；但实际上，双方通过各种沟通机制“往回收”。
沈逸从中美两国核心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分析，“当前，美国更需要展现的是对中国强硬的姿态和样子，这是美国政府短期政治诉求的核心；而中国从没有过全面取代美国的内生冲动，关注的是自身的核心利益。这种核心利益的要点是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多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来得那么锋利。或者说，即使有些尖锐矛盾，也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持续增长的实力，也不断给任何可能出现的战略或者战术层面的投机冲动，降温，泼冷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图为沈逸提供
对话沈逸：
文汇：外交部长王毅近日先后同德、英、法及日本外长沟通，阐述中国立场，在美方到处兜售“反华联盟”的背景下，如何解读中方此番密集的电话外交？
沈逸：我认为外交的本源就是各自阐述立场。王毅外长这通电话从稳定全球局势，避免霸权国家不负责任的举动给世界稳定造成冲击的角度出发，目的是安抚人心、缓和紧张或者减少不确定性。其一，表明中国的立场；其二，让相关国家不用担心，中方不会采取不负责任的，跟美国对标的态度，中国当前关注的仍是经济发展，关心如何共同稳定世界形势，向相关国家释放共同稳步发展的信号。
其实当前局势下，中国有两个选择，一种就是我们跟美国对标，互秀肌肉、互相强硬，加剧紧张局势，但现在我们没有，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世界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一方面我们有新冠疫情，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和社会还要可持续发展。在疫情的冲击下，全世界本就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中美两国不管不顾地对抗，全球经济还怎么发展？
全球经济如果发展不起来，那么最后会有赢家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考虑的是全世界；或者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考虑的仍是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利益，这就叫负责任的大国。
文汇：对美国兜售的“反华联盟”，怎么理解当前国际社会的反应？
沈逸：国际社会的反应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句“天下苦美久矣”；第二句是“大家敢怒不敢言”；第三句“每个国家心里面都有一笔非常清晰的账，所以虚与委蛇者居多”。
美国正在表现出不加掩饰的霸权的原生态，像教科书一样地在当今世界演示一遍什么叫做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相关国家被美国用非经济、非技术的，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用种种方式勒索或者压制，但其内部深感不满。与此同时，因为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乃至绝对衰落，或者说，过时，也是一个客观显示；因此这些国家正尽可能采取各种方法，用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冲美国对他们的种种压制，继而将对他们自己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文汇：不过从目前看，美国在华为议题上的压制对一些国家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比如施压英国等国家拒绝让华为参与其5G项目。
沈逸：5G是利国利民的，相关国家对美国的心态是，“你硬不让我参加，那行我给你面子，但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对本国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线”。何谓降到最低？拿英国举例，英国方面说到今年年底禁止采购（英国政府将从2020年12月31日起停止购买新的华为设备），然后在2027年彻底拆除已经装好的华为设备。从时间上来说，2027年的概念是，2020年选出来的新的美国领导人，其任期在2024年会结束，然后这个任期结束之后3年，才是英国彻底拆完的时间限制。显然，这是一种身段非常灵活，而且应用起来极为娴熟的柔性方式，可以看作是没西方国家在美国霸权威压下形成的某种常见的对冲负面影响的手段。
文汇：有一种观点认为议题导向设置或成为美国拉拢“反华联盟”相关国家的主要方式，你预判美方还有可能拿出哪些议题？
沈逸：美国现在有一种想把中国全方位管起来的习惯。但事实上中国现在提供的这些东西，美方无法填补空白。美国现在说到底就是号召他们的盟国宁要美国的草不要中国的苗，宁愿跟着美国饿肚子，不能跟着中国奔小康。可问题是美国现在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议题了，后续的话，考虑到美国现在不想碰经贸，意识形态上的狠话也放的差不多了，估计就是重新回到新冠病毒的问题上，拿类似赔偿和责任的问题说事，甚至可能发起一些行动，从而谋求给中国制造一些难堪，又或者谋求实现某种超越普通人想象力的目标。
文汇：目前美国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的挑衅和施压，对中国是否产生实质影响？
沈逸：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美国对中国确实有施加压力的意图，但施加的压力能够对中方产生何种实质影响？这其实是一个客观实际与主观认识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
在相当程度上，认知框架会对此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言，如果从2018年美方单方面向中国发起贸易限制措施以来，有某种很微妙的发展迹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描述为“脱实向虚”，就是从一些能够立刻带来短期实体损害的领域，转向更多的通过某种方式，对中国施加战略意志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就我个人非常有限的观察而言，2020年6月国务委员杨洁篪和蓬佩奥在夏威夷会面后，美方采取的很多举措，无论是关闭中方休斯敦总领事馆，还是发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演说，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举措，整体感觉，美方对中国的施压重点，呈现出从某种从实体向意识形态转型的特征。
从外在表现，以及涉及的议题领域看，中美关系现在确实很紧张，但这种紧张并非完全没有回旋余地，或者如某些判断所说的那样，已经陷入了某种持续不断恶化的螺旋；从本届美国政府的需求来看，短期政治诉求是其当前的核心驱动机制，这种诉求更加看中的是维持某种象征性的人设。同时，如果在试探过程中获得的反馈信息显示，某种冒险行动将产生的是反效果，则相关的试探就会得到有效的矫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中美关系，有点像两个人在抢一个橘子，看上去矛盾无法解决，其实这两个人一个真正想要的是橘子皮，一个则只是要的橘子瓤，本质上是可以找到某种解决方案的。“橘子皮”就是美国政府对象征性意义的需求；而中国需求的“橘子瓤”，是中国自身的发展。换言之，中国要发展经济，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不会把对抗美国作为主要矛盾，但同时，也不会因此就无条件的求全，对于像关闭总领馆这种胡来，中方是会做出坚定的回应的。在经过一段摩擦，调整和适应之后，是有可能进入一个动态的自稳定阶段的，而且，伴随中国自身实力的持续成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里发挥更多，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文汇：您的意思是中美之间其实没有核心利益上，或者涉及国家利益上的矛盾？
沈逸：中美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矛盾，而是如何认识理解矛盾的性质，准确判断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寻找解决矛盾的方式。
如今中美之间共同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生产方式，以一种复杂的，网络化的方式，将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家链接在一起——全球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在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中，中美当然处于两个关键的枢纽节点。在“冷战”结束后开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美之间形成了比较典型的复合相互依存态势，凭借自身优势，中国与美国，一个凭借制造业的相对优势，一个凭借技术创新的相对优势，形成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产业链，并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
以日常使用的苹果手机为例，2018年今日美国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根据2014和2018的两份研究报告显示，零售价格1000美元的苹果手机，如果将整个生产流程全部搬回美国，由成本上升导致的结果，是零售价格可能从1000美元变成2000美元。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美国的企业和资本，从全球化的产业布局中获取了收益，但确实，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承担了相应的成本。常态化的解决路径，是美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从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出台并执行有效的产业政策，扭转制造业空心化造成的问题，尤其是空心化造成的阶层塌陷和下沉的问题。
但美国政府没有这么做，当然结果就是2016年这部分塌陷且被遗忘的阶层遇到了特朗普。这里面的规律，2016年年中，弗朗西斯·福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美国政治的衰朽还是重生”的文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美国国内现在就是阶层、阶级政治的回归，取代身份政治、阶层阶级政治要解决的是收入的问题，身份政治则是中产阶层稳定时用来政治动员的工具。
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政府用三种方法在“搞事”：或者从中国这“剥两层皮”，让中国为解决美国国内问题额外付费，或者“转移矛盾”，将内部矛盾转移给中国，既能获得国内政治筹码，又能避免采取实质性的利益调整行动，或者“投机性遏制”，用一种看上去很厉害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章法的“王八拳”，随机试探下是否可以赚到什么更大的便宜。
2020年，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特发表题为“美国能力之死”的文章，指出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政治结构，过于强调党派利益，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国民的教育以及文化，倾向于出了问题找其他人的原因，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很显然，现阶段中美关系日趋频繁的出现某种具有高度随机性甚至是随意性的不确定性的挑战，与斯蒂芬沃特教授指出的问题，是存在紧密关联的。对中国来说，这是需要做好充分心理建设，调整对美国的认知，准备好迎接的重要的挑战来源方向。
文汇：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
沈逸：当前，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之为约束条件下的动态自稳定阶段。之前，从尼克松访华开始，中美关系很长一段时间是“单一主导要素下的阶段性战略稳定”，就是有个压倒性的问题，或者是威胁，或者是利益。存在，然后双方力量极度不对称，美国在实体和认知两个层面，有显著优势。所以，可以实现依靠共同威胁，或者是共同利益，实现稳定。
但现在不一样，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正在持续变化，中国总体实力正在迅速上升，美国开始关注中美两国之间所谓的相对获益问题。因此中美关系稳定，首先依靠约束条件，就是在军事和金融两个领域，中美之间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进入全面对抗，一定是两败俱伤，继而形成了约束性的边界；其次是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战略焦虑，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显著的冲击，但中国的坚定回应，以及中美关系客观产生的共同利益，会形成纠偏的效果，避免中美关系滑向某种极端。
而最近美国的表现，虽然关闭休斯敦总领事馆这种动作让人意外和惊讶，但是也在持续不断展现出某种事实上的“色厉内荏”，蓬佩奥最近发表的对华演说，就是最典型的表现。
当然更加有趣的是这个演说发表之后，各方，尤其是美西方主流媒体对演讲的反应。那是一种以错愕为核心基调的反应。因为这种演讲，展现出的是一种过时的战略理念，这种战略理念适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所谓的“极限施压”，美西方有越来越多的精英开始表现出厌倦、厌烦乃至厌恶，因为他不但不能让中国屈服，而且也在持续透支美方原来就不足的战略资源，这也意味着这种恶化中美关系的举措，正逐渐触及某种边界，开始要往回调整了。这就是所谓的动态自稳定。经贸客观上注定要扮演某种锚点的角色，但是单独，或者说，指望仅仅依靠经贸，就要在新时期重新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可能仍然面临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检验。
文汇：中国需要怎样应对？
沈逸：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简单谈三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要形成正确的认知框架，避免一厢情愿的错误认知。中美之间客观存在文化上的差异，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中，要克服一厢情愿的错误认知框架，避免将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简单套用到中美关系中来。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以玫瑰色为主色调的，中美之间客观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国际体系中的基本游戏规则，仍然强调的是实力为基础，而非普通人心目中的温情脉脉。中国处理中美关系，应该以中国自身的利益为基准，客观看待和认识美国，从而确保形成准确的认知框架。
第二，要保持中国的战略定力。中美关系要放在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框架下进行认识和理解。中国有自己的任务，因此，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做好自己的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走自己要走的路，尤其需要避免被美国以过时的冷战话语带偏节奏，打乱发展的方向。
第三，要持续增强战略博弈的实力与本领。网络上有错误的认知认为，这里的搞好中美关系，就是凡是美国要啥，中国就给啥，不能斗争，一提斗争，一提博弈，就是“你要搞坏中美关系”；但好的中美关系，从来都是斗争出来的，因此中国要持续增强战略博弈的实力与本领，不仅要善于斗争，还要敢于斗争。事实上美方始终是非常理性的，很多看似非理性的，非典型的动作，本质上都是精心计算之后的实践，只有迎难而上，才能赢得最终胜利。
作者：苏展
编辑：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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