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巴金先生的儿子李小棠是一个班级的，当时我问他，你爸爸到底懂多少种语言？他说十五六种。”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透露的这个细节，令在场不少读者露出又惊讶又钦佩的神情。日前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举办的“用精神的炬火照亮人生的寒夜”——《巴金译文集》新书分享对谈会上，学者陈思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围谈，分享这位文学巨匠创作之外的翻译生涯。
今年恰逢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全新汇编的《巴金译文集》（共十册）新近上市，由巴金故居策划、草鹭文化与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套书精选巴金一生翻译的经典译作，包括屠格涅夫《木木》《普宁与巴布林》《散文诗》，高尔基《草原故事》《文学写照》，迦尔洵《红花集》，赫尔岑《家庭的戏剧》等作品。译文集根据巴金生前亲自校订的最后版本排印，并以“附录”形式在部分作品正文之后汇集巴金与译文相关的注述，每本书内配有巴金珍藏的原版书影、插图以及作家手稿等，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作品。
“多面手”巴金懂十几种语言，这在中国当代作家里很少见
说起巴金先生，很多读者都会想起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随想录》等。
“但其实，巴金先生的翻译跟他的创作量差不多是同等的，从事翻译的时间可能要比他写作更早。1922年，18岁巴金就根据英译本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小说《信号》，他堪称多面手，既是伟大的作家，也是重要的翻译家，累计有数百万字译著传世，其中很多已成必读的外国文学经典名译。”陈思和说，巴金毕业于四川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后到法国留学，又通过学世界语接触了很多语种，如日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共计懂十几种语言，这在中国当代作家里是非常少的。
“巴金译作以文集方式集中亮相的，目前主要有四个版本。这些译著影响了一代作家和读者。”《巴金译文集》策划人周立民记得，几年前作家王蒙到上海，请几个老朋友聚会，恰巧巴金先生女儿李小林就坐在他旁边。王蒙聊起少年时代读过一本讲革命党的故事《夜未央》，还回忆了封面是什么样，然后小林老师说这正是我爸爸翻译的。
最新译文集出版后，周立民寄给了95岁高龄的作家黄永玉，“他女儿不久发条短信说，刚到家就看到爸爸捧着一本书头也不抬地看，就是你寄来的译文集中的《秋天里的春天》。”周立民感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代作家不少都是现代文学浇灌培养出来的，“但现代主义作品读多了以后，再重温巴金译笔下的古典著作，觉得有一种特别正的声音，这种正的声音带给我们生命境界的开阔和提升是不一样的。”
你很难设想巴金的轻盈文笔，去翻译沉重型托尔斯泰
“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想借别人的口讲自己心里的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作品。”巴金的翻译观非常直白，译我所爱。“巴金所翻译的东西，大多是跟他的理想接近，他愿意通过翻译作品来把理想、信仰告诉大家。”陈思和举例说，巴金没有专门翻译过托尔斯泰，译的多是偏爱的屠格涅夫、高尔基等，如《散文诗》里《门槛》写俄罗斯一个女革命者牺牲的故事，还翻译了屠格涅夫两个长篇《父与子》《处女地》，都具有强烈的革命性，透着跟沙皇制度斗争的反抗精神。
早年俄罗斯文学传到中国，哪些作家是巴金最心灵相通的？“我觉得就是屠格涅夫、赫尔岑。”陈思和分析说，巴金的文笔很轻巧，你很难设想用巴金的文笔去翻译托尔斯泰，“他不是那种沉重型作家。屠格涅夫和赫尔岑长期生活在法国，都是贵族，尤其是屠格涅夫跟莫泊桑这帮人感情非常好，法语都是一流的。比起托尔斯泰的厚重复杂，屠格涅夫更多接近西欧文学，那种浪漫的、抒情的，诗一样的语言。这种语言恰恰跟巴金的教养、修养是吻合的。”
陈思和甚至觉得，有时读巴金的小说，相当于是看巴金用中文写了一遍屠格涅夫的故事。比如，屠格涅夫小说里男人通常是不行的，女人一个个非常勇敢健壮，追求爱情也是勇敢扑上去的，热情似火，“男人就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屠格涅夫《贵族之家》《前夜》里，差不多都是一个男人跑到贵族家在客厅里跟女孩子讲革命，讲到后来女孩要跟他革命了，男人就逃走了。男人往往教别人的时候很厉害，但是你让他自己上，他就逃走了。”
在陈思和看来，这种题材和情感张力在巴金的小说也有所体现，最典型的就是巴金写《爱情三部曲》里的周如水跟张若兰，“软弱的周如水跳黄浦江自杀了，巴金透露这是根据朋友的遭遇写的，但我觉得更大一部分是从屠格涅夫著作里演变过来的。”
这种对屠格涅夫的隔空致敬，还体现在“客厅对话”上。陈思和说，巴金写的小说大多数是男女在客厅里的故事，两人在辩论爱还是恨，或对这个世界怎么看，“屠格涅夫最擅长的恰是客厅里的故事，对人的感情互动处理得很细腻，写得非常动人，这对巴金影响很大。巴金小说里不少场景也是通过对话、通过客厅来阐释的。”
翻译是“拣来别人的武器”，长成自己肌体的肉
“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去打动更多人的心。”诚如巴金生前所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因此，巴金翻译的作品与他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很多时候他是从“信仰”角度选择作品，“巴金有时借译作传达情感和信念，这是他另外一种形式的作品，也是他翻译活动的重要特色。”在周立民看来，那些深深影响过巴金的作品，他必须自己把它译出来，“喜欢的东西要长成自己肌体的肉，到了这样的地步。就像巴老曾说过，喜欢读一些别人不肯读或不愿意读的书，他的翻译也是这样——既有大众熟悉的屠格涅夫、高尔基，也有柏克曼、尤里·巴基、赫尔岑、廖·抗夫等别人不大会特别关注的作家。这是巴金特别的视角，也是今天看来他的译作具有特殊价值的地方。”
王宏图认为，巴金、茅盾等大家的翻译，尽管从技术角度来说可能不是最好的译本，但他们的翻译参与塑造了中国新文学进程。“巴金先生的译著融汇到了汉语当中，甚至成了我们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介绍推荐外国文学，实际上也是中国新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有的作家的翻译跟他的创作文字是对抗的，巴金恰恰相反，他的翻译跟创作不是对抗，而是融合的，这非常有意思。”陈子善印象较深的是巴金译过的《秋天里的春天》，“巴金自己写过《春天里的秋天》，我经常容易搞混。这两本书，一个他自己写，一个是他翻译的，书名就像绕口令一样。”他认为，学界对巴金的认识如果仅限于创作，是远远不够的；不提巴老的翻译，对他的研究就意味着严重缺漏。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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