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0日，我所在的23军临时接到命令，要求从浙东地区快速行军赶赴上海，加入解放上海的战斗。
为了尽快赶到上海，23军从杭州坐火车到硖石，接着又冒大雨连续步行三天四夜，终于在24日上午赶到了莘庄。我们在这里领受了任务，草草吃了午饭，便放下背包，轻装向市区进发。
傍晚，部队抵达徐家汇。我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门口的空地上给同志们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周围全是围观的老百姓。他们指指战士们，又指指我，觉得很稀奇。因为大家都没见过解放军，没想到全都是些20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
然后我们就和其他部队一起，沿华山路向北搜索前进。
穿过了现在的淮海路、延安路和静安寺，于午夜时分到达曹家渡。经过静安寺的时候，在现在的环球大厦前面，还看到一位手臂上套着“人民保安队”袖章的烈士遗体。暗淡的灯光下，只见他伸开双手，鲜血染红了蓝色的上衣。战士们走过他身旁的时候，一个个都投过去崇敬的目光，默默地向他表示敬意和哀悼。
三轮车夫帮解放军找路、看俘虏、整理武器、打扫战场
到达曹家渡以后，根据师首长的命令，我们团配合兄弟部队攻打宁平桥，从这里强渡苏州河。敌人在宁平桥的北侧部署了一个营，扼守着该桥。
我们的突击队刚一发起冲锋，敌人的轻重机枪就马上开火，密密麻麻的子弹把不宽的桥面封锁得严严实实，部队被子弹压得抬不起头来。第一次攻击没有成功。接着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又进行了两次冲锋，仍然没有奏效。部队出现伤亡，攻击受阻。
如果我们使用火炮的话，相信能够很快解决问题。但是战前上级明确规定，在市区一律不准使用火炮。怎么办？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两个团的首长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从侧面攻击和牵制敌人。首长们摊开地图，想找到一条隐蔽而安全的捷径绕到侧面去。
这时，一位中年人从人群中挤了过来，说他是踏三轮车的，这里的道路他都熟，愿意为我们带路。首长们一听非常高兴，连忙表示感谢。
后来兄弟部队的一个连以及我带的一个排，便在这位三轮车夫的带领下，顺利地绕到了大桥西侧的河边，在那里架起机枪，对着敌人的工事猛烈开火。由于这些机枪手都是老兵，射击技术个个都是顶尖，所以枪枪都击中了敌人碉堡的枪眼。经过我们这样一阵准确而猛烈的射击，加上正面火力的夹攻，敌人的火力终于被我们压下去了，部队趁势冲过大桥，消灭了守敌。
战斗一结束，这位车夫又接着帮我们看管俘虏，整理缴获的武器，清除敌人设置的障碍……跑前跑后，忙个不停。
战场打扫完了，部队准备继续向北攻击前进，他还想跟着我们往前走。
他说：“我踏了多年的三轮车，市区的道路没有多少人比我更熟悉，让我领着你们走，保证会消灭沿路的反动派。”经过再三劝阻，他才恋恋不舍地和我们分手。
育才中学的同学拉住我们的衣服，要求加入战斗
在攻打宁平桥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当战斗正激烈进行的时候，附近育才中学的几十个同学突然跑到我们团的指挥所，天真地要求为部队作慰问演出。
当时战斗还在进行，子弹到处乱窜，部队既没有时间看，环境也不允许演出。眼看演出的愿望实现不了，他们便提出把演出队改成救护队，帮助我们救护伤员。但是由于那天的伤员不是很多，也不需要他们帮助。同学们一看这方面又插不上手，一个个撅着个嘴巴。
这时，有的同学干脆拉住我们的衣服，缠着要求发给他们武器，说要跟着我们一起战斗。对这个要求，我们当然不会答应，可是他们那副认真的样子，看了实在可爱，令我们感动不已。
此后我们虽然再没有机会碰到这些同学和这位三轮车工人，但是我们心里却一直记着他们，一直感谢他们。
老百姓将我们领到反动派的器材仓库
过了天目路，一位老百姓匆匆跑过来告诉我们部队，说是交通路上有一个反动派的器材仓库，里面有几百个反动派。他并主动给我们带路，把部队领到仓库旁边。到了仓库以后，经过了解，才知道这里驻着青年军的六个连，由一个副团长率领。
当时由于部队是分头前进的，先期赶到这里的只有兄弟团的一个排。该排把仓库包围起来以后，首先展开政治攻势，要敌人放下武器。经过一番喊话，再加上军事压力，敌人的副团长动摇了，表示愿意投降，但是还摆架子，要我们派个团长进去和他谈判。由于我军只来了一个排，哪里有什么团长？情急之下，率领该排的连指导员便带着几个同志以团长身份，冒险进去和敌人谈判。经过晓以利害和交待政策，这500多人在副团长的带领下，终于放下武器，向该排投降。
大妈含着眼泪生气地说：真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部队！
26日下午，我们继续北上打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经过一夜奋战，到27日早晨，敌人被迫宣布投降，7000多敌人全部放下了武器。
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就蹲在马路边上开饭。那时为了不影响金融秩序，部队不允许到市场上买东西，包括蔬菜，因此只能吃白饭。同时，因为不允许进入民宅，但又不能在大街上架起锅来烧饭，所以那两天我们吃的饭，都是从漕河泾烧好之后送到江湾的。因此当饭送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已经没有热气了。
这时，站在一边看热闹的群众见我们吃的是白饭，什么菜都没有，纷纷转身回家，从家里拿来各式各样的蔬菜，要我们吃。我们当然不肯。这时一些大妈就像照顾从远方回来的亲人似的，用勺子装上菜强行朝我们饭碗里倒，急得大家直望四下里躲。
有个大妈看到这情景，含着眼泪生气地说：“真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部队！”
这情景虽然过去多少年了，但是这些大妈们慈祥的面容，却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27日下午，我们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一直打到江湾飞机场。在这里遇到的敌人并不多，但是缴获的东西却不少。仓库里存放着大量的枪支弹药，还有各种各样的器材。这些统统被我们缴获了。
至此，我们从上海的西南角，一直打到上海的东北角，历时三天三夜。
七十年过去了，上海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我们到过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变了样子，真是换了人间。
可后来，多少次我再经过徐家汇天主教堂，都能想到那一晚作动员讲话被围观的场景，国民党的军队绝对不可能允许老百姓围观，但是我们可以。
口述：阮武昌（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警备区原副政委）
整理：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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