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学人访谈录】
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北卡罗来纳大学传媒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特朗普只是一个浮标，要对抗的是他背后的暗流
（之一）
收藏了2万多张唱片，iTunes的歌单顺序播放需要3个月，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 ringsteen）、莱昂纳德·科恩 （Lenard Cohen）、“冲 撞 乐 队 ”（The Clash）、“航空中毒事件”（The Airborne Toxic Event）都是他的挚爱——这位前卫的“摇滚乐发烧友”正是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媒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Law rence Grossberg）。
他1947年生于纽约，1968年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获学士学位，师从著名历史哲学 家 海 登·怀 特 （Hayden White）。1968—1969年在“伯明翰学派”所在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学习和工作，与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共事。1976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传播学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其著作包括 《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将来时》等。
如同他热爱的摇滚乐，格罗斯伯格所从事的文化研究也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这不是一项关于文化的研究，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与权力在不同语境（context）中的接合，从而揭示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此分析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文汇报：我注意到您的邮箱地址 “docrock”，看来您一定对摇滚乐非常钟爱。在上世纪80年代，您也一直致力于流行音乐和青年文化的学术讨论。能把自己的爱好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我一直对流行音乐很感兴趣，这其中的故事太多了。当我成为一名摇滚乐的粉丝时，我正在写作硕士毕业论文，试图了解流行音乐的作用是什么。在西方许多抗议运动中，音乐是中心，这让我开始思考，虽然大部分的歌词和音乐都不具有政治性，但音乐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所以我的硕士研究是关于“音乐和政治”。后来我开始教书，在上课时我发现，如果我拿某部电影或某个电视节目举例子，会有将近一半的学生表示没有看过；而唯一他们都知道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音乐。我觉得这很好，让我的研究和我的教学工作能够相遇。不过，有些时候他们会紧张，怕我不懂或误解他们的音乐，但我一直告诉他们，我要教他们的不是去鉴别流行音乐的好坏，而是让他们在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下去思考为什么自己会爱上某种音乐。在20世纪70-90年代，我为一家报纸撰写音乐评论。有一次，有位朋友请我写一篇文章，讨论我所希望的未来音乐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从来不会像电影学者研究影片那样把音乐本身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关心的是音乐和其背后的语境之间的联系，是音乐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最后，他转而让我写了一篇讨论这一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文章。
当时美国的主流学术界认为，摇滚乐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主题。为此我写了许多封信给院长，说它如何重要，如何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后来，院长被说服，认为这个话题值得讨论。但他又说，我觉得你不能教这门课，因为你对摇滚乐太痴迷，太有感情了。确实，在学术界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太喜欢莎士比亚，你就教不好莎士比亚。但我还是认为，能教一些自己热爱的东西是很好的体验，尤其是当你接触流行文化、青年文化和政治文化越久，你就越会发现这些其实都和情感有关。当时在美国国内，研究流行音乐的学者还寥寥无几，我的学生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 “摇滚乐博士”，这后来就成为了我的邮箱地址，虽然我后来的研究重心不再是音乐，但它一直沿用至今。
文汇报：您曾经说过，“对于文化研究而言，首要的是政治，其次才是流行文化。”虽然您后来不再研究流行音乐，但您把研究重心放到了青年政治，在2005年，您写了本书 《交火：孩子、政治和美国的未来》 （Caught in the Crossfire:Kids,Politics and America’s Future）。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是的，当我开始研究流行文化，我对政治文化本身也越来越感兴趣。过去30年来，为研究流行音乐我采访过许多年轻人，他们都对我说了相似的话： “你并不理解我们的音乐，因为你觉得年轻很好，但在我们看来，年轻在美国反而是一件坏事。”这让我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我这一代人都认为年轻是美好的，用各种方式维持年轻，甚至通过纹身、戴耳环来让自己看起来仍然年轻，但他们却认为年轻是糟糕的。于是，我不再讨论音乐，而是写了本关于 “青年政治”的书。我开始意识到，自19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青年” （youth）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年轻人的身体，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文化和政治能指。所以在书名中，我没有使用 “青年”的概念，而是用了 “孩子”（kids），因为 “青年”这个概念与 “年轻” （being young）太过于脱节，以至于我无法谈论他们。
（本文节选自2018年8月31日文汇学人：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北卡罗来纳大学传媒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特朗普只是一个浮标，要对抗的是他背后的暗流）
作者：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
编辑：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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