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邬吉成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江明，还有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邬吉成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他们立即回城。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邬吉成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重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邬吉成则更痛一分，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邬吉成。当然这是让邬吉成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时间在周恩来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1965年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他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总理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总理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总理的卫士长张树迎，在向汪东兴汇报后马上给邬吉成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邬吉成立即叫上司机小王，乘车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他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总理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他记得当时的时间是在两点左右。“赶紧去见总理吧。”他急于聆听周总理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邬吉成：“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邬吉成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总理召他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他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可他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邬吉成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他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周总理的召唤，邬吉成怕因自己睡着了而错过，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他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大姐，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颖超见邬吉成还在苦等，就对他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来。”
“好的，”邬吉成刚答应完，就又口随心思地向邓大姐提出一个突然冒出的请求：“请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吧。”邓颖超立即点头答应了，邬吉成走到周总理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他的面庞已经非常的消瘦——
这难道就是我熟悉的那个精力过人、睿智超群的周总理吗？邬吉成的内心思绪万端，但他还是尽全力抑制住悲哀，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总理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没有气力发出要见什么人的声音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每当回顾起这段往事，邬吉成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周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他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周总理的最后嘱托啊！要是周总理在那个黄昏最后一次苏醒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握，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
邬吉成觉得，周总理在临终前召自己到他榻前，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日子里，他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人要多很多。
——摘选自《红墙真相——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始末》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作者：王凡 张树德 肖思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徐坚忠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