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访华(1982年)后中英谈判被推迟了，因为中方坚持谈判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是中国 1997年后完全收回主权，而撒切尔夫人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件。随后中国发出了警告：1983年2月底英国被告知，中方有关1997年后香港政策的单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实际上，假如不谈判，中方将在1984年9月宣布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
北京的柯利达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担心中方会向6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提交他们的单方面方案，于是在3月初飞回伦敦与撒切尔夫人协商。此时香港股市再创新低，乃至撒切尔夫人也开始相信中方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为了打破僵局，柯利达建议撒切尔夫人，说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说过的话，但在措辞上稍加改动为：假如能够做出让香港人民满意的安排，她“准备向议会建议移交主权”。撒切尔夫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此信于1983年3月9日发出。
由于此信没有满足中方关于谈判之前必须就主权问题达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没有立刻做出答复，过了两个月才同意开始举行谈判。邓小平后来对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说，他在谈判议程的顺序上松口，是为了让英国人摆脱尴尬局面。双方就下一步谈判达成的日程是：第一，有关1997年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第二，1997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权问题。第一次谈判于7月12日举行，距撒切尔夫人访华已经过去了10个月。
在无果而终的第二轮谈判后，中国公布了为1997年后的香港制定的12条原则，意在提醒英方谈判人员，如果在1984年9月之前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单方面准备自己的方案。1983年9月10日，经过第三轮仍陷入僵局的谈判之后，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他对希思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希望撒切尔首相和英国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因为任何事也阻挡不了中国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邓小平希望，英国在下一轮谈判中应该改变思路，和中国一起制定出保证平稳过渡的方案。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随后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现了抢购潮，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有钱的家庭纷纷在加拿大等地购置房产。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柯利达征得撒切尔夫人的同意后，建议在一个有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方提出的应该在1997年后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第五轮谈判中，中方对英国表现出一定灵活性感到高兴，但仍然怀疑英国是在耍花招，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柯利达在第六轮谈判中表示，英国真诚希望搞清楚中国在1997年以后的政策，如果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英方愿意在1997年之后放弃治权。这成了谈判的转机。第六轮谈判之后，中共的媒体不再抨击英国的立场。现在轮到中方提出他们的方案了，但是他们在第七轮谈判中尚未准备提出新建议。从1984年1月25日至26日展开的第八轮谈判开始，双方的会谈变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们如何治理这个全球化城市的详细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内容纳入了他们的文件。随着谈判的进行，虽然双方尚未就主权问题具体达成一致，但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这一点上已经日趋明朗。
第十二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小平会谈了两小时。邓小平强调了一些基本的关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资公司和港英政府从香港撤资，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土地。邓小平建议双方成立一个联合机构，随时了解香港在1997年之前的形势；成立一个北京、伦敦和香港官员的联络小组，共同处理一切问题。邓小平对豪外相明确表示，虽然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之后不会改变，但中国将在香港派驻军队。他为此也做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让步，希望由此可以在9月之前达成协议并且得到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大的批准。豪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达成一个能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虽然港人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业界还是松了一口气，不确定因素终于被排除了。
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了邓小平的具体意图。前国防部长耿飚对香港记者说，1997年后中国军队不会驻扎在香港。邓小平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见了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和采访大会的香港记者，向他们澄清任何可能的误解。邓小平说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言论不是中央的意见。中国会向香港派驻军队。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邓小平很快又在电视上极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1997年后中国将在香港驻军。香港的大众媒体一向把邓小平视为务实的温和派，这次却被他的强硬讲话搞得灰心丧气，不过，这个问题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在1997年确实向香港派出了部队，不过他们很少离开军营，他们的存在从未引起多大关注。
1984年，香港正在等待《联合声明》的公布时，3位香港行政局成员飞往北京，表达了很多港人对中国治理香港能力的关切。邓小平在1984年6月23日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欢迎他们作为个人来北京谈一谈、看一看。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认香港行政局拥有决定香港未来的任何权力。一些香港和英国的官员曾想搞一个“三条腿的凳子”，让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邓小平担心这会让谈判变得复杂而缓慢，他明确表示，谈判只能在英国和北京之间进行。
在会见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表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是否具备处理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小平厉声答道，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他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邓小平接着对这些人说，他们应当好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他们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50年不变。他又说，作为爱国者，要尊重中华民族，支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不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他说，这与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无关。他还指出，在收回主权之前还有13年时间，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议员一样关心这段时间的稳定。邓小平提到殖民心态后，3位香港行政局的议员不再争辩。
作者：傅高义
编辑：任思蕴
来源：“活字文化”
本文摘自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