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潘汉年
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尤其是这次谈话的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且潘汉年还做到了既有礼有节，又针锋相对，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信念的原则立场。
不过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
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做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 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离开汪精卫公馆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返回上海。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在此期间，潘汉年还与刘人寿等商议了敌占区和淮南根据地的交通和联络问题，对沪宁地区的情报工作作了布置和交代。
4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
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
但这次谈话后，国民党攻击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与大汉奸汪精卫相互勾结，顿时谣言四起。
潘汉年又未能及时地向组织上汇报，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对潘汉年信任有加，对外面传谣根本就不相信，还专门发文件加以辟谣。
再说李士群自潘汉年走后不到半年，因误食日本人的半只有毒的牛肉饼，于1943年9月9日在苏州家里暴死。于是以潘汉年和李士群为主角的情报战至此收场。但在这场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情报战中，与汪精卫会见一事，对潘汉年是一块特大的心病；对中共党的组织，却是一个尚未揭开的谜底。
1955年3月21日，潘汉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上海市委的代表，除潘汉年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六人，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
在党的这次代表会议上，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扬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扬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扬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以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春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
因为胡均鹤巳经被捕，饶漱石、扬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
4月1日，会议结束的次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
几天以后，潘汉年被捕。南京之行最后终止了潘汉年的政治生涯。
当然，潘汉年一案现在早已得到平反昭雪，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也早已真相大白于天下，但何故还时不时冒出一些奇谈怪论？究其缘由，不外乎猎奇者有之，杜撰者有之，人云亦云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也有之。
今将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的真相再次公之于世，意在止流言、正视听，并通过对党史、国史的学习，进一步吸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摘自《世纪》杂志2019年第六期
作者：张云（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编辑制作：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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