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来华的英国人当中，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无疑置身于知名度最高的第一方阵。他是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尽管溥仪跟他学英文的时候（1919—1925年）逊位已久，但他的确是末代皇帝。洋人而为“帝师”，上下五千年，史无前例。
二十年代中叶，溥仪和他的一套皇家班子被赶出了皇宫，“帝师”庄士敦也只好就此下课。五年后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返回英国，重拾教鞭，当上了一名汉学教授。此后，庄士敦老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他后来的经历其实还是比较好玩可以一谈的。
1931年3月底，庄士敦被正式任命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学教授，这个位置可以说来得比较轻松。虽然招聘消息一经公布，先后有九人提交申请，但进入3月初最后面试的只有庄士敦和叶女士（Evangeline Edwards）两人。面试重点考察口语水平，庄优势明显。当初请他当帝师，正是看中这一点。溥仪的评价应该可以一锤定音：“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宝琛）师傅的福建话朱（益藩）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我的前半生》）庄士敦1898年就来到中国，曾长期在英国租借地威海卫任职，直到1930年租借期满。前后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他早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叶女士虽然也在中国当过传教士（1913-1919年），和庄比起来，毕竟资历尚浅。再说教授遴选委员会中还有庄的熟人，其中骆克哈特（James S. Lockhart）一言九鼎，乃是庄在威海卫的老上级，也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当上教授后，庄士敦发现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妙，甚至可以说相当糟——每周上课14小时，大部分都是基础的汉语训练。这当然是东方学院的性质决定的，自1917年建院以来，它的培养对象一直就是那些准备去英国殖民地的官员和商人。语言训练离不开重复，一段时间还可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确实让人难免厌烦。课程乏味，人际关系也不佳。中文系是小系，庄士敦是教授兼系主任，手下两员大将。一位就是叶女士，她从中国回来后于1921年开始在东方学院任教，工作十年想竞聘本系教授职位，结果被庄士敦这个外来户抢走了，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另外一位是卜道成（Joseph Bruce），也曾在中国传过教，是原先的教授，庄士敦就是接了他的位置。卜不当教授，但继续留在系里上课，按小时付费，待遇类似外聘教师。前后这样的落差，估计换了别人也很难愉快地接受。面对这两个心怀不满的下属，庄士敦的策略是躲，上完课立刻回家，但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1934年卜道成去世后，庄士敦要求招聘新老师，但校方以经费紧张为由拒绝，让庄士敦和叶女士分摊卜留下的工作。有一次上课实在厌烦了，庄士敦就自作主张地缩短了时间，被学生告状后他辩白说“已经把这门课讲烂了，再重复下去，自己也会烂掉”（more than exhausted the subject, besides exhausting myself in trying to avoid repetition）。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庄士敦最终拿出自己的工资雇人上课，避免了“烂掉”的危险。
1930年10月威海卫归还中国后，庄士敦决定返回英国，毕竟年过半百，也该落叶归根了。他的目标是找一份轻松而体面的工作，考虑过牛津大学的汉学教席，但每年80英镑的收入实在毫无吸引力，东方学院开出的价码可是1000英镑！但光拿钱，不干事，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其实庄士敦不是没有讲课能力，他回英国后不断有人请他演讲，不管是关于中国的哪个方面，他都讲得头头是道、引人入胜。1933年他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系列讲座也很精彩，第二年结集为《儒学与现代中国》（Confucianism and Modern China）出版。就一个题目讲一次，庄士敦是胜任的也是愉快的，他难以承受的是一门课重复若干次，而且一周十几个小时，也让他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事情。他最想做的当然是把紫禁城的那段辉煌经历写出来，1925年就定下计划，但威海卫事务繁忙，没有时间，本以为在东方学院能空闲一点，事实并非如此。无奈之下，他只好放弃休息和假期，紧赶慢赶，直到1934年初才呈现给读者。《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经问世就广受欢迎，几个月内连续印刷四次，不仅畅销英国和欧洲大陆，在美国也热卖，并且很快被翻译成了日文。拿到丰厚的版税，庄士敦立刻在自己的老家苏格兰买下了一座小海岛，在那里他可以远离尘嚣，暂时把伦敦和东方学院放在脑后。
东方学院本来对庄士敦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在中国政界、商界、学界人脉那么广，怎么着也能给学院带来点资源。但庄士敦完全不领会这一意图，后来甚至连系主任会议也经常无故缺席。至于教学态度和同事关系，更是乏善可陈。1934年，就在他为《紫禁城》一书春风得意的时候，学院开始酝酿请他退休走人（当年10月庄士敦60岁）的计划，但最终经过斗争还是将时间延长到1937年9月底。学院做出让步主要考虑到庄士敦的国际影响，他当过帝师，这事原先知道的人当然不少，但基本局限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圈子里。现在随着《紫禁城》的热销，庄已经算得上一个文化名人，学院对他必须谨慎。好在庄士敦自己也不太想干了，唯一不舍的是那1000英镑。用版税买下海岛没有经济压力，但维持也需要一大笔钱啊。
庄士敦在教书厌烦透顶的时候，多次萌发过辞职的念头。但自己辞职是一回事，被别人赶走是另一回事。为了报复院方对自己的算计，在延长聘用协议达成后不久，庄士敦就提出请假去中国看望溥仪，声称自从回英国后他就一直非常想念这个以前的学生。1935年8月庄士敦经过日本到达长春，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盘桓四个月后，他婉言谢绝了留下来担任溥仪顾问的邀请。
从长春回来后，庄士敦的教学工作每况愈下，更加心不在焉。作为教授，他是彻底失败了，这让我们更加欣赏他作为帝师的成功：“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溥仪在他的影响下，毫不犹豫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和谁也没有商量”（《我的前半生》），甚至动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如果这个念想成真，他的后半生将会被大大改写。
当初东方学院选人，太看重口语而忽视学术。其实就学术而言，叶女士是更合适的教授人选。她在去中国前的学历是本科，回国执教东方学院后不断提升自己，1925年获硕士学位，就在申请教授的1931年，她又凭借研究唐代小说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从中国通（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过渡。就西方汉学的发展来说，专业化、学术化是大势所趋，叶女士代表了这个方向。1937年庄士敦退休后，她接替了系主任的位置，并于1939年成为教授，从此东方学院中文系走上了科研和教学并重的正轨。
作者：顾 钧
编辑：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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