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中叶开埠建城至此后的两个多世纪，澳门逐步成为了当时远东地区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由于受葡萄牙人管辖，澳门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科学技术和教育体系都带着浓郁的南欧色彩，而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此传承和延续。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使得“多元”和“包容”成为了澳门人文精神和城市风貌的显著特点。16世纪中叶的澳门地图显示，“城中心的主要广场由教堂、市政建筑围绕而成，弯曲的道路连接着重要的城市节点，与致密的住宅商店和巷道交织成有机的城市肌理。东南面的南湾和外港是葡萄牙临海城市典型的水岸林阴大道,总督府与富商们优雅的小住宅沿海而建。半岛南端西望洋山顶的碉堡与炮台遥遥相对，主要的教堂沿着这条连接山顶的轴线依序排列……”（王维仁，1999）基于如此的城市布局，后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发展，最终形成了现有的中西合璧的城市建筑景观，也成为了澳门文化遗产的核心构成。
经2005年7月15日在南非召开的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澳门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被重新命名为“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是以旧城区为核心的历史街区，是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中西式并存建筑。其覆盖范围包括妈祖庙前地、亚婆井前地、岗顶前地、议事亭前地、大堂前地、板樟堂前地、耶稣会纪念广场、白鸽巢前地等8个广场空间，以及妈祖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圣老楞佐教堂、圣若瑟修院及圣堂、岗顶剧院、何东图书馆、圣奥斯定教堂、民政总署大楼、三街会馆（关帝庙）、仁慈堂大楼、大堂（主教座堂）、卢家大屋、玫瑰堂、大三巴牌坊、哪吒庙、旧城墙遗址、大炮台、圣安多尼教堂、东方基金会会址、基督教坟场、东望洋炮台（包括东望洋灯塔及圣母雪地殿圣堂）等25处历史建筑（澳门文化局，2005）。
从历史城区的建筑构成看，显而易见的是，宗教文化对澳门城市发展的深远影响。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叶，伴随着葡萄牙人在澳门的驻留，大量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将澳门作为基地，积极从事远东地区的传教工作。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堂建筑、最古老的教堂遗址、最古老的修道院、第一座西式剧院、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文化局，2005）。大名鼎鼎的大三巴，其前身就是1580年（明万历八年）建成的圣保罗大教堂，可惜的是之后数度遭遇火灾，现仅存原建筑的前壁。与此同时，本土的民间信仰并未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日渐式微，相反却在平衡了文化差异后，形成了异质共存的稳定状态。例如澳门民间独特的哪吒信仰，相传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直至今日，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日的哪吒诞，为求辟瘟保安、社区和谐，哪吒庙依然会举行开印仪式、建醮祈福、神像出巡、演神功戏、求哪吒印符等贺诞活动。此外，建筑中还包涵着妈祖庙所呈现的妈祖信仰、三街会馆所呈现的关帝文化等。
卢廉若公园
其次，建筑及其布局还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充分交融，彼此尊重。在现有的城市格局中，多呈现出不规则、无秩序的表象，仍带有欧洲中世纪城市的特色，但这样的设计往往“比任何刻板的笔直的街道网更为经济而合理”（科斯塔，1998）。同时，如福荣里和茨林围等中国传统的“里坊制度”也在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当聚焦到建筑及其环境设计本身时，东西方元素共生的情况更为明显。卢廉若公园（又称为卢家花园）是澳门唯一一座具有苏州园林风韵的名园。园内的春草堂是典型的中式建筑，却在外墙用了更符合西方审美的米黄色，并配以12根哥特式风格的廊柱。另外九曲桥也没有采用中式的直角设计，而是以西洋式的弧形线条作为替代，赋予桥面蜿蜒的动感。这种建筑风格上的融合并不是中规中矩的，澳门建筑学会原会长菲基立用了“越规”一词来形容此般东西文化的互动。他说道：“所谓越规，主要就建筑而言，原因在于对原有风格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柱子不是过于粗短就是过于细长，弯角和凹突处的框架不精确，从蛋形饰到叶形饰都显得不伦不类，三角楣的角度和弯度不准确，楼层之间的比例也是自由发挥的，总之一切都是马马虎虎，由于工程都是集体的产物，其中工人为主要的工匠，凭常年累月的经验办事。”（菲基立，1998）表面的不经意反倒成就了澳门城区风貌中随处可见的一种想象力带来的浪漫。
只是，随着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澳门历史城区为典型的文化遗产也在面临着延续还是断裂的困境。1995年至1998年间，由葡萄牙考古学家对圣保罗学院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将部分遗址面向公众开放。然而，仅仅几年间，就出现了雨水冲刷遗址表土、夯土墙和人行道的砖石出现裂缝、长出青苔和杂草等问题（陈丽莲，2002）。此外，郑家大屋、东望洋灯塔、望厦兵营等文化遗产的再利用计划也都曾经遭到来自公众、学术机构和行业协会的论争，促使政府重新制定了更为妥善的方案。
好在历来澳门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都不是扮演一个被迫者或施压者的角色，而是主动并积极地探索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和谐发展的各种可能。澳门确属亚洲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者。早在1905年，当地的建筑遗产便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予以管理 （希拉里·杜·克劳斯，2011）。1953年，刚经历二战的世界各国亟待文化重塑，掀起了一阵文物保护的热潮，当时的葡澳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确定现有的建筑文物”（张鹊桥，2014）。1960年，澳门总督马济时任命了一个新的任务小组，对相关建筑进行研究，提出保护措施建议，也承担了文化遗产保护咨询的职责。不过，任务小组始终缺乏相应的行政执行权力，无法进行系统的登记和保护工作（du Cros and Lee，2007）。
德成按
1974年葡萄牙民主革命，推翻了萨拉莎独裁政府，国家建立民主制度，放弃海外殖民政策，葡澳政府文化厅的首任负责人费纪拉很快认识到保护城市的历史建筑具有保存社会历史和文化回忆的巨大价值（费纪拉F.，1998）。1976年，葡澳政府通过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针对当地遗产的立法——第34/76/M号法令，直接推动了澳门在1970—1980年代迈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大发展阶段。该法令明确指出不能因都市发展而破坏澳门的文化建筑、艺术等，并成立了一个直属澳督的 “维护澳门都市风景及文化财产委员会”（即文物保护委员会）。1982年，文化司署（现文化局）成立后，让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工作付诸实效，并着手开始对旧法令进行修改。1984年，第56/53/M号法令替代了旧法令，在原本89处保护名单的基础上，将澳门地区的大部分历史建筑都列入了保护名单，不得毁坏和清拆。同时，批准成立澳门文化研究所，下设文化遗产局，作为政府的行政权力机构对包括建筑保护在内的文化活动实行管理。1992年，澳门文化局推出了第83/92/M号法令，将保护对象的分类进一步调整为纪念物、具有建筑艺术价值的建筑物、建筑群和遗产地四类。
1999年，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澳门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2002年赌权开放，博彩业兴盛，可观的税收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必要的经费支持。入境游客数量逐年递增，据相关统计，2014年春节黄金周，澳门的入境人数为105余万人次，比2013年同期增加23%。特区政府开始思考如何利用博彩业的红利带动更多产业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为保护、展示和利用澳门的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与挑战。再加上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申遗成功的正向激励，特区政府于2006年颁布第202/2006号行政长官批示，再次扩充了1992年法令的保护范围。并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理念与表述，经过反复论证，在2013年正式颁布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该法律首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古树名木纳为了保护对象，并加强鼓励措施和对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的惩罚措施等。
通过法律法规的引导，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在保护理念更新、保护主体明确、保护范围划定、保护手段创新等方面都探索出了丰富的成果，同样，这也是未来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继续向前发展的核心维度。
郑家大屋
其一，平衡文化遗产产权的多元主体利益，实现与保护惠及者之间的共赢。澳门文化遗产的产权和管理权属较为复杂，目前的经营主体主要分为政府所有、宗教团体所有和私人所有三类（袁俊、张萌，2010）。其中，私人业主的利益维护往往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产生相对更大的阻碍。不过，德成按当铺的改造项目可算是成功的先例。德成按当铺是一幢颇具澳门当地特色的小型建筑，其业主为银河开发有限公司。2000年，业主计划对建筑进行重新开发。2001年3月，澳门文化局与业主银河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了正式谈判，最终达成共识——由政府出资修复，民间协会策划利用方案，业主实施管理。业主的自身经营得以延续，也因保护了历史建筑而获得了政府的税收优惠。改造后的德成按建成了“文化会馆”和“典当博物馆”，典当博物馆是澳门第一个由政府与民间合作建成的行业博物馆。该项目在2004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 “亚太文化遗产保护奖”。除德成按之外，同样私属的疯堂斜巷婆仔屋经过修葺变成了创意园区，时常举办各类艺术展览和文化创意活动，澳门仁慈堂负责对其进行日常管理。经过多个项目的实践，澳门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多主体合作共赢的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其二，注重城区环境融合，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体。在澳门历史文化城区申遗的过程中，特区政府强调“适度保护”而非“过度保护”，后者即以牺牲遗产所在的社区和居民利益来换取遗产保护的“视觉 效 果”（裴 钰，2010），因 此并未出现大规模拆迁的现象。时至今日，澳门历史城区内的每一个教堂都仍然是附近居民区的中心，往往形成一个局部中心放射形的道路网，如澳门大堂前的小广场和三盏灯广场都保存了这样的布局（朱蓉，2015）。此外，特区政府还在澳门历史文化城区保护的核心区外设置了“缓冲区”。缓冲区分两个区域：一由澳门妈阁庙开始，把原来的港口与城市中心连接起来，其中心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二十一幢宗教、军事、公共和民用等中西建筑遗产和与其相关的公共空间；二是以东望洋山为中心，东起海边马路，西至东望洋街，南起加思栏马路，北至士多纽拜斯大马路。缓冲区内的建筑也被要求维持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澳门历史城区格局的完整性。这些区域内，公众依然可以在妈祖庙内祈福、在岗顶剧院听音乐会、在何东图书馆阅读。
其三，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2001年，澳门文化局与濠江青年商会共同推出“全澳文化遗产推广计划”，包括“文物大使计划”和“澳门文物建筑展全澳中学巡回SHOW”，当年参与活动的人数就超过了三万人。其中，“文物大使计划”一直延续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并成立了专门的文物大使协会。该“计划”主要面向13-45周岁的澳门青年，通过培训课程、导游实践及参观交流等活动，增加澳门青年对澳门历史及文化遗产的认识，开拓视野，并培养独立处事及组织领导等能力。参与者经过面试、理论课程、笔试、口试及文物导赏等环节，才能成为“澳门文物大使”。文物大使们主要负责接待中学师生参观澳门重要的文物建筑，仅2001年下半年，他们的接待人数就超过了1430人次（陈泽成，2008）。基于品牌项目的影响力和持续力，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在青年群体中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拥趸。此外，博物馆也是连接文化遗产和公众的重要纽带。澳门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可以追溯到1960年的 “贾梅士博物馆”，以收藏中国陶瓷器和西方油画为主。目前澳门共有20余家博物馆，以公立博物馆为主，民办博物馆为辅。除综合类的澳门博物馆外，大赛车博物馆、葡萄酒博物馆、海事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也各具特点，其中有不少都落址在历史保护建筑之中，它们的陈列往往系统记录了这一领域在澳门的变迁史，并通过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活动和各类文化产品将相关信息向更广泛人群输出。
三街会馆
其四，强化“跨界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化发展。澳门的许多人文景点分布较为分散，导致景点的人流量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2000年底，澳门文化局推出步行游览澳门的三条线路，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业相结合。包括：第一条，从澳门半岛中部的议事亭前地到卢廉若公园，游人从古城内走向古城外，以此认识澳门市中心；第二条，从望厦山到东望洋山教堂，经过早期两个重要的华人村落——望厦村和龙田村，主要游历华人寺庙；第三条，从南端的妈阁庙，到大炮台、澳门博物馆，游览葡人的早期居留地。政府希望通过线路引导使更多的澳门文化遗产被公众所了解。除“文旅结合”之外，也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更多领域的跨界合作。近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澳门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已陆续展开，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文化产业委员会”，制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划。只是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还较为有限，所开发的文化衍生品存在创意与特色不足，文化阐释力薄弱等问题，尚未充分利用文创优势让澳门文化遗产的故事深入人心。此外，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转向也是特区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期冀借力信息科技，做到澳门文化遗产的全信息保存、展示，以及更有效的利用。
斯宾格勒说过:“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厚重而独特的文化遗产是400多年澳门社会包容、凝聚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既要谋求更强劲的内生动能，也要依托更广阔的外在驱动，让澳门的城市精神与历史文化不至湮没于历史，而是焕发出永久的活力。
作者：张昱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课题“上海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创新研究”（2019ETQ 002）阶段性成果]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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