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碑”往事 | 张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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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柳子桥眺望柳子庙,感叹古建筑知识的贫乏。这是怎样的一座建筑呢,色调清冷,结构奇特,走过许多地方,未见雷同,觉得柳子庙个性鲜明。有四级台阶,引抵庙门,门上方镶嵌着长方形的黑色石板,中间有“柳子庙”三个大字,特别的“颜筋柳骨”。“柳子庙”三个字的四周,是凸出的精美雕刻,上端是一支昂首的瑞兽。再往上看,更奇,还是两个活灵活现的瑞兽,头挨着头,站在庙门的顶端,直视前方。从它们头顶越过的是一个月牙形凌空的屋檐,空灵、玄虚、缥缈。“月牙”的中心,盘着两条各望东西的蛇,两条蛇的中间,立着色球叠成的小塔,塔尖低于“月牙”的两端。

永州,柳子庙,未等步入,眼前的景象,就让我的思绪飞扬起来。读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也有空灵、玄虚、缥缈的感觉,直观韩愈是如何用文字描画了柳宗元从人到神的过程。他告诉我们,在柳州担任刺史的柳宗元,与百姓和睦相处,施以礼法,于是有了官民相悦的现实。老百姓收入提高了,官府税收也有了保证。于是,“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父子情深,夫妻恩爱,婚丧嫁娶,按部就班。同时,修建孔庙,植树修城,“柳民既皆悦喜”。在韩愈的文章中,我看到了唐代的扶贫模范。后面更有意思,穿越亦悬疑,韩愈笔下的柳宗元对部将说:“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果真,次年柳宗元死了。三年后七月,柳宗元的灵魂降临柳州官衙,深夜,托梦欧阳翼“馆我于罗池”,也就是说,在罗池为我修馆舍。欧阳翼、魏忠、谢宁等部将迅速行动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建好罗池庙,并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一位名叫李仪的不速之客喝大了,在庙堂上出尽丑态,即刻生病,蹒跚走出庙门,伏地而死。

起伏跌宕,人鬼情未了。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魏忠、欧阳翼派谢宁到京师,请韩愈撰文刻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己”,于是,韩愈写了这篇文章,同时作《迎享送神诗》,送给柳州百姓,祭祀时吟诵,同时刻碑以铭。“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舩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文辞古雅,仿《楚辞·九歌》体而成,描写迎神的场面,柳州百姓的心情,也描绘出“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莫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的优美景色,希望柳宗元永远造福柳州百姓。

《韩昌黎全集》收有《柳州罗池庙碑》,文前小序讲道“其碑石本首云,尚书吏部侍郎赐紫金鱼袋韩愈撰,中书舍人史馆修撰赐紫金鱼袋沈传师书”,也就是说,韩愈的文章写好,就勒石刻字,立于柳庙了。可惜,这块碑被岁月的烟尘湮灭,早已不见踪影。好在沈传师书写的《柳州罗池庙碑》全文拓片还在,那笔精妙的楷书今人依然临摹。

苏轼没有书写《柳州罗池庙碑》的全文,他以古厚高绝的楷书,书写了《迎享送神诗》,“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因第一句有“荔子”二字,后人便以“荔子碑”称之。苏轼敬仰柳宗元,晚年被贬,以吟诵柳文、陶诗言志。或许,柳宗元颠沛流离的一生,让他生出几多感慨。因此,他应邀书写《迎享送神诗》,带着深深的情感,一笔一笔地写,墨稠锋健,掷地有声,给中国书法史留下一篇杰作。朱熹以“奇伟雄健”誉之,王世贞则视为“天下第一碑”。我临过“荔子碑”,感受到此碑的深度与强度,觉得二公所言不虚。

是谁请苏轼写的《迎享送神诗》,什么时候写的,只能推断,没有定论。不过,刻石立碑的时间是明确的: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此时,苏轼离开人世已有一百多年了。

传说有了,这块立于罗池庙中的碑,因“柳事韩文苏书”,被称为“三绝碑”。尽管还有一些知名的碑刻也有“三绝碑”之称,不过,从人文渊薮中看去,“柳事韩文苏书”更有绝美的精神气象。

登上一级台阶,又登上一级台阶,站到柳子庙的门前了。两侧各立着一座石狮子,石狮子左右,依次是两棵挺拔的松柏,树干碗口一样粗,树冠向上收缩,绰约多情,宛如两位相思的湖湘妹子。在门口停留几分钟,回望一眼柳子桥,平息一下起伏的心情,进入柳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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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觉得头顶有压抑感,再向前走,就是一级级台阶,到了平缓处,回头一看,恍然大悟。原来,在柳子庙门前所见的月牙形屋檐,是戏楼的屋顶,从正面看,有三层屋檐,两端翘起,浪漫、飘逸。那个色球叠成的小塔,在戏楼屋顶的正中间,神秘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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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子庙是歇山顶式砖木结构的古代建筑,三进三开,上下衔接,曲径通幽。第三进是正殿,柳宗元端坐、握笔的大理石塑像,让人想起柳宗元坎坷的一生。塑像的一侧有“利民”二字,门檐上悬一块木匾,上书“文冠八家”四字。我在柳宗元的塑像前伫立,默默看着他手中的笔,就是这支笔,在贬逐的道路上写了多少忧患天下、寄怀苍生的文章啊。

在京城任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因朝廷改革派失势,遭到清洗,805年,被贬为永州司马,815年,接诏书回京,再一次深陷政治泥淖,未能重用,改贬柳州刺史。819年辞世。永州司马10年,柳州刺史4年,因政绩卓著,得到两地百姓的爱戴。柳州建罗池庙,后改为柳侯祠,永州则建了柳子庙,也就是我现在驻足的地方。

离开柳宗元塑像,回到二进院的中殿,东行,在一面墙上看到一些石刻,最耀眼的当然是“荔子碑”。柳子庙里的“荔子碑”为四块长方形青石,手艺高超的雕工把苏轼书写的《迎享送神诗》刻在上面。第四块青石,有清代永州知府廷桂留下的跋语,读后,恍然明白,四块青石连缀而成的“荔子碑”,不是南宋嘉定十年刻立的“荔子碑”,那块历经沧桑的宋碑,还在柳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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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荔子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渐渐的,眼前的“荔子碑”一点点深暗下来,本是白色的青石,暗了一层,又暗了一层,朦胧中叠映出我在柳公祠见到的“荔子碑”,那是初刻,也是历经磨难,坚韧挺拔。应该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第一次造访柳州,自然要去柳公祠谒拜。写文章或喜欢读文章的人,都知道柳宗元的分量。在柳公祠,拜观“三绝碑”,碑上的字有拓片流传,是学习书法的范本,自然不陌生。如此近距离地看,心潮起伏,就如同偶像突然出现在面前,惊喜、惶恐也会一并而来。“荔子碑”高达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每行16个字,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苏轼的“荔子碑”成为文人士夫的宝爱,碑拓在市场流通,有一拓难求之势。徐霞客于1637年6月游历柳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题石》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型宛然。”此前,“荔子碑”从柳公祠中失踪,“亦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军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后来,“文革”危及“荔子碑”,文化人用灰浆涂抹掩盖,又一次幸免于难。碑的命运,也是人的命运。

也许,“荔子碑”在明代一段时间的遗失,引起人们的警惕,于是,开始仿刻“荔子碑”。柳公祠中就有清代仿刻的“荔子碑”,刻工也好,许多流布于市的拓片,就是这块碑石的翻版。

永州柳子庙中的“荔子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仿刻的。我看着四块青石连缀的“荔子碑”,与初刻的“荔子碑”比较,说不出明显的不同。亦然人格化的“荔子碑”,已经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存在了。不管古今,不论风雨,它的文章,它的字迹,深入人们的骨髓,幻化为持久的审美力量。

也是因为柳宗元的人格、文才、事功,北宋对柳宗元有了独有的尊崇。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开始在永州兴建柳子庙。北宋末年,宋徽宗追封他为“文惠侯”,这也是“柳侯”的缘起。明万历年间,永州司理刘可勤看到“荔子碑”的拓本,包浆温润,书香扑面,即令仿刻,立于柳子庙 。这是永州地方官第一次仿刻“荔子碑”。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写了《永州八记》,成为千古绝唱,还写了回答屈原《天问》的《天对》,提出“官为民役”,对永州后来的官员产生影响。清顺治十四年,湖南分守道黄中通与永州知府魏绍芳捐出俸银,翻修柳子庙,同时,再一次仿刻“荔子碑”,让永州人祭祀柳侯时齐声吟诵。到了清同治五年,先贤仿刻的“荔子碑”漫漶残损,无法赏观。时任永州知府的廷桂得到“荔子碑”清晰的碑拓,决定复刻。他研究了“荔子碑”的史料,为避免复刻的“荔子碑”折断或磨损,用四块青石仿刻,并嵌入墙内,让永州的“荔子碑”有一个安生立命的地方。时间过去了一百五十多年,眼前的“荔子碑”字口清晰,撇捺传神,魅力无穷。

深爱“荔子碑”,在柳子庙与它面对面的时间有一点长。通读一过,感受到苏轼楷书的笔势欹倾、旷达沉逸,法度虽说谨严,宋人尚意书风的横溢神气一目了然。对韩愈《迎享送神诗》和苏轼的书法有了从生到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早就发现,苏轼书写韩愈诗作,有些微出入,比如“杂肴蔬兮进侯堂”,漏掉“蔬”字,而“侯乘驹兮入庙”,他却加上一个“白”字,“慰我民兮不嚬以笑”,写成了“不嚬兮以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写成了“秋与鹤飞”。这是苏轼的笔误吗?应该不是,他记忆力超强,何况又是书写自己敬仰的先贤。那是对韩愈诗文的加工吗?或许是,他“误书”后的文辞,不伤本义,也没有语病,多了绰绰韵致。看来才高八斗的人在什么时候炫技都有彩头。


作者:张瑞田
编辑:安 迪、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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