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新开张的天津内山书店
中日两千多年的交流史，中间曲折不断，但总有些人或事重温起来，恒久的温暖。2021年7月，当我乘坐高铁到达天津，身置刚刚开业的天津内山书店时，我就被这温暖包围着，好像重又踏回一个历史空间——墙上挂着内山完造先生与中国友人的合影，现场坐着那些中国友人的后代。从遥远东京发来的祝福视频，则来自内山完造的后人，现今东京内山书店的前后两位店长。真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文艺漫谈会”重现，只不过，到场的鲁迅之孙周令飞、郭沫若的女儿、郁达夫的后辈们所谈的，是他们上一辈的情谊。这情谊如此恒久，以至于在这家时隔数年重回中国的书店空间里说出，仍像鲁迅先生那句话的回响：“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
前去天津的路上，我下意识地带上了一本内山完造所著《花甲录》（九州出版社出版），年初刘柠先生所赠，译者也是他本人。不想到了活动现场，主办方提供的资料袋里，竟然也有一本《花甲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出版社不同，推出的日期则前后脚。两者并陈，眼前的场景，就变得格外有意味起来。
▲《花甲录》
[日]内山完造 著
刘 柠 译
九洲出版社出版
内山完造的著作，以前也有翻译出版。比如他那本《活中国的恣态》，我就买过更名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新星版。唯这一本《花甲录》，据刘柠先生介绍，以前并没有完整译本。日本人特别爱说“真面目”一词，我感觉自己也是真正读完这本《花甲录》后，才多少了解了传主本人某种根底的禀性。
还不止于此。当内山完造这样为自己的回忆录定调（此处译文我随机选天津版的《花甲录》）：
“我的历史绝非他人历史之借物，也并非诳语。既不是欺人之物，更不敢妄自尊大。我的历史必须是我自己的。从该意义上讲，出于责任和义务，一字一句断不肯草率行事。如今，我肩负着这份责任和义务来书写个人的历史，虽知逊于蜉蝣，不及砂粒，却义无反顾……”
其实就该预料到，书里所包含的人情世态与历史信息，有得嚼，有得回味。
长江口岸，那个推广眼药的店员小伙计
《花甲录》从时间轴来论，大致可分为入中国前与入中国后。1913年28岁算第一个阶段；1913年到1945年（60岁）迎来日本战败为第二阶段。前个阶段都在日本，第二阶段则在中日间往返。创办内山书店的想法，始于1916年，真正开业，则在次年。与此同时，内山完造还投入了许多书店外的事务。这也就可以肯定，《花甲录》还有很多在《鲁迅日记》记录之外。
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偏远的中国地区，念书只念到12岁。之后弃学到大阪当佣工，辗转于不同店主手下，经手推销各类生活用品，等于早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读这部分内容，我经常脑补的是日本那些老电影。非小津式的电影中，常能看到明治、大正时代那些在底层奔波讨生活的人。小生意的沉浮成败中练就的，都是些既务实、又精明且人情练达的老派日本人。久处大阪，还会身染关西人的豪爽。内山完造入中国时，身上应该有这类日本人的底色。若说还多一种精神底子，那便是由佛教渐次转向的基督教信仰。
内山完造第一次接触到中国这个字眼，当是15岁读到的一本记有北清事变（即著名的八国联军侵华）的《东洋战争实记》。13年后，他作为参天堂的店员，到中国来推广日本品牌眼药，是因为意识到——“时代已经发展到要靠学校的成绩和文凭来决定所在位置”，而“世人平均五寸高，而自己只有四寸五分，自然抬不起头来，不如干脆进入四寸人的社会，即以中国为目标，在那里生活，肯定会有活路。”（刘柠译）那时的日本正处于脱亚入欧的亢进状态，普通日本人有这种高低偏见也是时代氛围使然。
▲ 鲁迅（左）和内山完造
但“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接着，放眼望去，对极目千里、无边无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如此浩翰的景象，便是28岁的内山完造所看到的中国第一眼。江面，后来相当长时间成为内山完造所面对的中国——因要将眼药推广到中国各地，他们必须沿着长江上下游口岸，一个站点一个站点贴广告，这是原始的商品硬广，却让他扎扎实实地接了中国的地气。内山完造的这份南中国经历，说它是近代中国长江沿岸的生态备忘录也不为过。这生态还不止是沿岸风物景致，还有同他一样在此间打拼讨生活的中国平民的生存样态。我们说涉入商业，就深入到社会内部的毛细血管地带，考虑到他所在之地，正与其母国面临着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这时所感受到的外在敌对关系下的时松时紧，应该更有历史参考价值。
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
有关内山完造的中国观的形成，刘柠在其译书前言中做过全面梳理，我只说自己感受最深的这一点。《活中国的恣态》之恣态之“活”，实是和这段在中国的江河湖海里扑腾打拼的经历有关。当然，也跟他是从事商业事务有关。所以他一落笔写中国，就显出和那类从文献到文献的日本“文章家”的不同。当然，他的认知也是渐进的，一个细节对比是：初入中国，面对船板上普通船工千年不换的中国式早餐，他还得米饭上打个生鸡蛋，来满足日式的胃肠。但是到了写《活中国的恣态》的1935年，他已体会到以胃肠满足为基准的中餐的实用，转而在论母国那种以洁净养眼式审美为骄衿的态度之非了。
过去夸某个外国人懂中国事务，谓之“中国通”。现在时尚说法是“知中”。但是“知”也罢“通”也罢，还得看立足点。有人知是为了将心贴上去，也有人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在内山完造这里，是一种想深切地理解别人的愿望：“有一件事让我遗憾不已，参天堂社长田口谦吉逝去，我曾和他约定，‘我不敢保证大学眼药的销售一定能取得，但是我一定多多地了解中国。”
▲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1934年8月29日）
我们当然可以说，内山完造对于中国商人“看人下菜碟”式的定价法的类似观察，带着商人才有的精准思维。但更重要的还是，他遵循了“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这个外来者的谦卑立场。在差异对比中返观日本，他对自身文化的观察结论，在那个特殊时期也殊为可贵。
社会事务，依然是内山书店之外的内山完造
说到内山书店对中国的影响，自有书中的总结为证：“毫不夸张地说，左翼的书籍翻译……三百三十种全出自我的书店。八百三十多种汉译的现代日本文学目录中的译者，大部分是内山书店的客人，留日的四十三人。”但是不难注意到，涉笔书店事务，内山完造并没有针对那一场场文艺漫谈会内容，说过感受想法；对与会者，也鲜有主观评价。这可能就是身为书店老板的“度”。
他更多的观察与心理抒发，是在书店外事务。从早先的“夏季文化讲座”，再到日本文化人在中国高校的巡回讲座，他的社会事务，还包括经营日语学会和参与关西大地震、汉口水灾中的赈灾。这些都能见出，内山完造其实是个愿意在实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之人。因为介入了具体的运转，所以对其中的机制与问题看得门儿清。内山完造曾经说：中国的赈灾多来自于多方实际经验，仅凭是否智慧这一点妄加评论是不恰当的。这固然又是“中国自有中国的尺度”的立场的坚持，但也是从实际观察中来。
住与游之别，因“住”而生愿力
每当读到一本放不下的书，我总是习惯再扫周边。佐藤春夫的《南方纪行》，被我从天津内山书店活动中购得，部分也是为这种周边阅读做准备。还有书架上本已有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著的《对中国的乡愁》，辻听花的《菊谱翻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戏曲》、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等，这时候再拿出来看，文人和他的笔下分野，就看得分外鲜明。专业的著述且不论，日本文人所谓的对中国的乡愁，准确说仍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乡愁，建立在对昔日汉籍的阅读与想象当中。短暂的飞行打卡，转瞬而过的人之交集，都可能因某个不堪而将那乡愁打个折扣。唯内山完造，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地生活着，这是“住”和“游”的区别，也是因住而生情念再生愿力之别，其愿力就是：做中日友好的媒介。
▲鲁迅与出席木刻讲习会的艺青们合影（1931年8月22日）
作为非文艺界人士，他固然写不出佐藤春夫《鹭江月明》中那对鹭江黄昏、月夜、歌妓以及中国音乐的丝丝描摹，也无法将此升华到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人类意识的层面，但是，他对普通人心的把握、对中国时局势进程的判断，还是比他们深入且分寸得当。
更可贵的是，作为特殊时期能给予朋友有力援助者，即使是公认的鲁迅身边最亲密信任的日本友人，他也会认真撇清一些事实：“在先生去世后，中国有报纸、杂志报道，说我在经济上援助过先生。每次我都提醒：‘这是对先生的亵渎。对先生从未有过一毛钱的援助。这正是鲁迅先生杰出的品质所在。虽然曾有过先生将钱寄存我这里的事情，但是从未跟我借过钱。我即便是想到先生有难处，我也害怕伤害先生而从未提起过。’”
而在战争中间在日侨界参与创建“上海童话协会”，他着意的仍是，和孩子们交谈中，“绝不使用和战争有关的字眼”，也不让孩子们对战争感兴趣。战败撤侨中，他对自己的同胞，同样也是施予有力援手。
国与国关系风云变幻，但他的作为轨迹清晰可见。一个“人”为自己确立的尺度。比起无数文人论中国的文字，他那些具体事件中的作为，更让人感念。这也就是一本《花甲录》，时隔一个多甲子来读，还能让人心中泛起涟漪的原因。
《花甲录》读之有意味，还在于每个年头开始，都附有历史年表。这是内山战后离开得匆忙，没有带回手头资料时借以回忆往事的重要参考。现在看，更像是一个东亚维度的历史进程表。受此年表启发，我也依着《花甲录》叙述，造了一个内山完造年表，最后时间不得不止于1945年。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在后面岁月中活动的身影。不用费神多想，这些依然和他念兹在兹的中国有关。或许内山书店能重回中国，也是他的愿力所致。历史的情念，在今年，终于落到一个具体事上，这大概比对他的书的阅读，更符合他本人的心性吧。
（作者系媒体人、作家）
作者：孙小宁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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