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取材自小说《人生》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早在2017年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支持立项，获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跟踪支持。我受领导委托参与了这部电视剧从项目研判、剧本研讨到成片定稿的全过程。
《人生》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具影响力小说”。主人公高加林执着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渴望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却屡受挫败。他悲剧性的人生遭际和爱情故事，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和对人生的思考。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一代知识青年关于青春与成长的集体记忆。曾相继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
盛名在前，再度把高加林的故事搬上荧屏，还能受到新一代年轻人和广大观众的关注和认可吗？小说《人生》具有持久魅力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悲剧性审美属性，在电视剧中如何体现小说原著的审美价值？体现它的现实意义和对当下社会的观照？我带着这些疑虑审读了40集电视剧《人生之路》（原名《人生路遥》）全剧本，参加了由编剧、导演、制片及各路专家参与的剧本研讨论证会。
《人生之路》主要讲述1980年代社会转型期以高加林为代表的陕北青年，在时代的洪流中，百折不挠，不懈奋进，脚踏实地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毫无疑义，剧本的创作理念、主题立意，都是值得肯定的。我尤其赞赏剧本对原著故事框架的大胆突破。剧本跳出了小说《人生》固有的框架，前半段以陕北农村为背景讲述高加林的坎坷命运以及他与刘巧珍、黄亚萍之间的爱情故事，后半段以上海为背景续写高加林们的人生之路，把高加林们的个人奋斗史融入上海城市发展的洪流中，两段式的剧作构架为进一步深化主题，弘扬路遥精神的时代价值，构建戏剧矛盾，表现人物成长，创造了广阔空间。
有人也许会问，如此大幅度地改编和续写小说《人生》的情节和人物，是否符合路遥原著精神？记得路遥曾在一篇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在异邦公园般美丽的国土上，我仍在思考我遥远的平凡的世界里那些衣衫褴褛的人物，甚至好笑地想象，如果让孙玉亭或王满银走在汉堡的大街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而今，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路遥笔下从未走出过黄土高坡的高加林和刘巧珍们，带着一身风尘与沧桑，因缘际会，闯进了美丽而繁华的大上海，开创他们极具戏剧性而又真实动人的人生。这不正吻合了路遥曾为自己笔下的人物想象的一番景象吗？
可见，改编与续写是否符合路遥原著精神，不在于改编的幅度有多大，不在于原著的人物是否从乡村到城市，甚或到国外，而在于改编与续写部分的内容是否忠实于原著的主题、情节和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审视全剧本，我在充分肯定、高度赞赏之余，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一些问题，尤其是针对高加林得知自己高考录取被高双星冒名顶替的真相后的反应。他对这个少时的同学加兄弟开始了讨回被改写的人生、讨回公道、讨回青春的复仇之路，不依不饶、眦睚必报的人物形象如同一个被骗走了青春的怨妇。直到高双星被撤销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所有学历，开除公职，妻离子散，回到大西北，才为这场冒名顶替事件打上句号。这样的大结局，戏剧冲突加强了，戏“好看”了，却落入了狭隘地表现个人恩怨情仇的俗套，拉低了整部剧的格局、格调和思想深度，偏离了路遥原著精神，也偏离了高加林的人物设定。
高加林如何面对真相，关系到电视剧所要表达的主题立意、人物成长弧线的设定，关系到本剧究竟要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需要花工夫从人物出发，精心设计，表现高加林和高双星这两个人物精神层面的成长。尤其是已经成为成熟作家的高加林，以他对人性的洞悉和悲悯，选择宽容更符合路遥精神。一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所写：“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导演闫建刚高度认同我的意见，认为剧本中还有很多问题和不尽人意之处有待修改，但他有信心尽最大努力完善作品。我了解到，在电视剧拍摄过程中，剧组在导演阎建钢的带领下，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不断地梳理修改剧本，调整剧情和人物定位，精细化打磨情节和人物。使剧本有了很大程度提升。
当我看到摄制完成的《人生之路》样片时，观片感受已然超出我的预期。全剧叙事流畅，张弛有度，制作精良，演员演技精湛。尽管我对剧情早已了然于心，但还是被这部带有电影质感的电视剧所感动，被电视剧中的人物命运所吸引。
电视剧前半段，着力于完整呈现路遥原著小说故事，还原《人生》故事的悲剧性审美属性。开篇从高加林高考落榜开始，讲述他一心想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却屡屡受挫。他一次次地从农村离开，又一次次被打回原点，在理想与现实的冲撞中头破血流。他与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也终成泡影。原著自有的艺术魅力，加上闫建刚深厚的导演功力，演员的精湛表演，使得高加林的人生悲剧，依然引人入胜，发人深省。观众从心理上对高加林无可掌控的个人命运产生共情，发出为什么“我命由天不由我”的灵魂拷问。
这部分唯一重大的改动是把高加林的小学教师名额被顶替，改成了高加林高考录取通知书被调包，村主任的儿子高双星冒名顶替上了大学。这是贯穿全剧，勾连电视剧上下两部分的主要情节线。
后半段的衍生情节，着力于表现人物成长，将主要场景从大西北转换到了大上海。当时的上海，正处在改革开放，城市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砥砺向前的发展态势。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高双星等人物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在上海相遇，并朝着各自的理想迈出或大或小的步伐。他们的个人成长史，无不揭示出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息息相关。
试想，若时代往前推移，一无文凭、二无户籍的高加林怎能被报社录用？没有文化的村姑刘巧珍怎能在上海自主创业获得成功？“小镇青年”高双星又怎能成为上海女婿？是城市发展赋予了个人发展的机遇和舞台，同时，个人奋斗的目标也应合了时代发展的需求。高加林们在上海的个人发展是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和人物逻辑的，观众从心理上认同高加林、刘巧珍们在上海实现人生逆袭，是令人信服的。
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层次需求，“我命由我不由天”是新的时代观念的价值表达。个人奋斗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才能充分实现自我。这也是这部剧给予新一代青年的人生启示。
除此之外，高加林和刘巧珍、黄亚萍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原著基础上也有了全新演绎，注入了新的爱情观。电视剧上半段，以高加林抛弃了刘巧珍，也失去了黄亚萍告终。下半段峰回路转，高加林和刘巧珍、黄亚萍在上海相遇，又发生了人生交集和情感流动，人物关系得以重建。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何去何从？他与刘巧珍的情感何以安放？他与高双星的恩怨如何化解？他的人生目标最终能否得以实现？他还会不会回到难以割舍的乡土？在电视剧最后的大结局中都一一呈现。
每一个人物都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自己的情感和精神归属，但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完美的。路遥原著的文学精神，正是在不完美的人生中实现自我，在纷繁复杂的人性中追求人性之美。
作者：胡惠英（知名编剧）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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