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求学（二十）
2008年，我在旧书店买到一套两册的《宋人逸事汇编》，书是从一家著名的大出版社散出的。我看了藏书章之后对书店的人感慨：怎么他们把这样的书也处理了？书店里的人告诉我：“出版社要搬到新建的大楼，处理不少书。他们先让旧书店挑，剩下的再卖给进城收废品的农民。唉，我们去晚了。”这两本著名的类书，书店转手卖三百元，书价用铅笔划在下册封底。在书店，我大致看了一下书的品相，心里想，毕竟是文化出版单位处理书，没有在封面盖“注销”或“剔除”的二字红印。我过去在旧书店买的书，有好几本都由散书单位盖个二字印，既弄脏了书，又显得粗暴。
我把书抱回家，仔细翻阅，发现粘在书内的借书袋里有几张借书卡，其中每张卡上都有张中行先生登记的签名。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同时又生出无限的感慨。
张先生是我熟悉的前辈，我曾听他说过：“我对我们这里的年轻人说，编辑过程中有问题，要知道查什么书。”他说的查书，并不是说查一般的词典，他指的就是《宋人逸事汇编》这种类书。我那时也是年轻人，就把他的话当成也是对我说的，于是开始留心工具书。
在读书界，张先生晚年因一本《负暄琐话》一下子火了。张先生生于1909年，借书卡注明他是81年借书的，白纸黑字，证明他七十多岁还在图书馆借书读。他那时是出版社的特约编审，用现在的话说是“返聘”，但他那个返聘好像是终身的，并没期限；八十多岁了，他还上班，审读教材。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个人所求甚微，只要有一桌一椅，就很满足；何况，出版社还给他提供一床，让他有个休息的地方。
张先生逝世后，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主要记述我与他的交往，并纠正媒体封给他的“国学大师”桂冠，说张先生是语文教育家。他逝世两年后，我在旧书店买书夹带买回了他的借书卡，重睹手泽，能不感慨！
回忆张中行先生，还是“书话”：他的回忆录《流年碎影》出版后，我得到一册赠书，读后曾写一篇书评，标题是“忘不了的才是真生命”。他的《禅外说禅》出版后，我又得到赠书。对禅学，我不敢发言，只是告诉先生我读后的感受，我说：“先不说书的内容，您那个态度就不对头。”这下，我第一次看见先生涨红脸，跟我急：“我说过我是禅外说禅嘛！”——张先生谈禅的书只是知识性的，再加上他一贯主张的怀疑，他的书客观上只是对禅的机锋的欣赏。他编过佛学杂志，涉猎过浩如烟海的佛书。
一张借书卡，勾起我的回忆，也使我联想起世风：如果大量旧书是从机关、厂矿及企事业单位散出的，我还能理解，因为机构改革已把不少单位改没了，原有单位图书馆的藏书流散到旧书店，是很正常的。我花三百元买的很有用的书，本属于负责全国教材编辑出版的大出版社，这样重要的书，怎么舍得扔掉？
图书馆，是大型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单位的骄傲，想当年，顾颉刚先生刚到中山大学，校方就让他去江浙一带为学校采购图书。让一个大学者替学校当采购员，说明中山大学对学校图书馆建设的重视。邓拓同志当人民日报社社长时，重视图书馆的收藏，特别注意采购地方志书。如果邓拓还活着，我相信他不会让报社图书馆把类似《宋人逸事汇编》这样的书像倒垃圾一般地扔掉。当然，搬进高高的大楼里编报编书的人会说：信息时代了，谁还看那些？梅贻琦那句关于大学大师大楼的名言在文化教育界几乎人人皆知，我改动几个字，把从借书卡引出的话题收个尾：大出版社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图书馆之谓也。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作者：卫建民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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