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根，乐游松江，去品一座城，一座古桥、古水道、古建筑和旧时街巷风貌保存相对完好的仓城。游览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满腹话语先从大仓桥说起。大仓桥位于穿越仓城的玉树路东向水上，正称永丰桥，南北横跨古市河，为上海地区著名的明代5孔大石桥。桥南西向，明宣德年间建有松江官府贮藏漕粮的水次西仓，后建仓城。城因仓而名，桥也得俗呼大仓桥，又称西仓桥。明代董其昌《西仓桥记》叹曰：＂蓄风气，壮瞻视，莫此为伟。＂此外，古时大仓桥滩，为松江漕运始发地，漕船西出古浦塘，经斜塘入泖河北上，再取道京杭大运河，向着指定的官仓或京城进发。故，大仓桥上说＂漕运＂，是个既富有历史感又名正言顺的观光平台。

一

漕运，旧指从水路运输粮食供应京城或军需。然而，如果仅仅认为漕运就是漕粮运输，恐怕不够完整。因为漕运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项重要经济举措，并形成了一整套组织和管理制度。不过，人在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大仓桥上，看老市河牵手古浦塘，一路烟波浩淼，想到最多的是漕粮、粮仓、仓城、漕粮运输路线和漕船的身影。

大仓桥上说漕运，流水起旋窝，几多问号：为什么会有漕运？我国遭运始于何时？又有怎样的发展脉络？想来，大凡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偏离现象，进而刺激了漕运的产生和发展。清代黃汝成《日知录集释》云：＂漕运始于秦汉，转输之法则始于魏隋而盛于唐宋。＂所以，漕运制度又称之为漕转或转漕。继唐宋元后，由南而北的京杭大运河逐步贯通长江、黄河等五大水系，成为＂南北之咽喉，天下之大命＂，书写了我国漕运发展的辉煌篇章。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各地漕粮，一律改为交纳现银时止，其中，虽有元一代和明初以及晚清以海路漕运为主的历史，但总体来看，江河漕运涛声，不失为中国古代漕运的主旋律。

说到松江古为漕粮贮运重地，自然要涉及当地赋税的历史问题。因为漕粮是地方粮赋的重要组成部分。松江地处江南腹地，素称鱼米之乡。清初叶梦珠《阅世编·赋税》开篇落笔即云：＂吾乡赋税，甲于天下。＂支撑其立论的依据是：＂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矣。＂历史上，朝廷分别于南宋、元代、明初对松江地区课以重赋，赋税额度从原来的国家正常税制征收额度，一变为南宋的422820石，二变为元代的745000余石，再增至明初的142.19万石。松江历史上的第三次重赋，与朱元璋对张士诚得苏、松富绅支持，粮草充足，殊死抵抗的行为甚为恼怒，故而秋后算账，课以奇重赋役不无关系。虽然后来粮赋征额有所减裁，如明宣德年间减为100.87万石，隆庆年间又增至122万石有余；清顺治年间核定松江府赋额征粮121.15万石，光绪年间为117.63万石。但按实有耕地面积与他府较之，明清时期常赋正额在120万石上下波动的松江府仍高居全国首位。故叹松江赋税甲天下，并非虚言。

大仓桥上说漕运，古称华亭的松江，漕运历史如水流长。唐天宝十年（751）建华亭县，当时有两个港口，一个是隋开皇年间（581一600）设在吴淞江支流顾会浦的华亭港，是上海地区历史上第一个通商港口；另一个是始建于唐天宝五年（746）设于吴淞江与青龙江交汇处的华亭港外港青龙港，是南去浙、闽、广，北往胶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枢纽。华亭建县后，行政地位得到加强，地方经济长足发展，特别是唐＂安史之乱＂后，＂天下仰给东南＂。享誉＂东南一大都会＂的松江，地处古冈身以西，不仅气候温润，且成陆较早，海岸线逐渐向东延伸，在养育一方水土过程中，得丰富江河沉积物滋养，随着土壤脱盐，可耕地成潴育型水稻土，宜种植水稻。唐宋时期，松江水稻已有名气，列为朝廷贡米。据《水育松江》一书记载，漕粮航线以华亭、青龙镇两地为起点，经吴淞江至苏州，进入江南运河至扬州，而后北上至京都。运粮船以平底木板船为主，年运入京都税粮约万吨。

入元后，海路漕运兴起，先后开辟三条航线。元代初年，始辟第一条航线，以刘家港（今崇明岛南）为起点，出长江口过海门，最后抵达天津，再转陆运至京城。这条航线因距海岸近，水浅滩多，绕来绕去，水程较长，故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另辟第二条航路。航路自刘家港起航，由江苏启东以北直趋大洋，再绕过山东半岛。因比旧航线直且离海岸较远，如遇大洋气流同向，20天可以到达。一年后又辟更航路，自刘家港起航，直驶黑水大洋。若遇太平洋西向暖流期，充分利用西向气流，从松江府至京城＂旬日＂可达，大约10天。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松江漕粮主要运往南京，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少量运往南京，大量运往京城。明永乐年间，漕运由海运逐步转为京杭运河运输。《明史·河渠志》载：＂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

明成祖朱棣之前，运河各段淤塞严重，漕粮以海运为主。在朱棣登基后的明永乐年间，朝廷大力整治水利。永乐元年，两浙大水，苏松大水，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元吉前往江南治水。夏元吉到松江实地考察水情，博采众议，并亲召对太湖流域下游水系很有研究和见解的华亭县人叶宗行于私第，聘其参与治水。弃吴淞冮故道、浚范家浜引水入海的黄浦新水道形成后，不仅带来了＂黄浦夺淞＂的水系变化，而且对于运河水环境流畅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使＂苏松农田大利＂。明永乐年间，＂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的大运河真正实现了南北贯通，在直接造福运河沿线地区的同时，也深刻影响松江，特别是后建水次西仓的仓城地区有了焕然一新的发展面貌。

二

仓城因贮漕粮之需建仓筑城，建仓在前，筑城在后。我国漕运的＂运＂势，深刻影响这座小城的兴衰走势。公元1403年至1424年为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年间，随后进入明洪熙年间，仁宗朱高炽仅在位一年，历史翻篇，步入宣德年间。明宣德八年（1433），江南巡抚周忱对松江府城及其周边地区巡视后，一眼就相中了距谷阳门外五里多路的一条大河古浦塘。叶梦珠《阅世编·建设》云：＂华亭水次西仓在西郊跨塘桥之内，秀州塘之南，土旷水深，以便漕船停泊交运也。＂另据《永丰街道志》载，周忱决定择古浦塘南端建水次西仓，同时于府城东南五里处建水次南仓。＂水次＂是交兑漕粮的沿河码头；＂水次仓＂是与运河有关连的贮存漕粮的仓廪；松江水次西仓、南仓，系粮仓分别位于松江府城西部、南部方位而称。两仓建成后，＂凡府以东之税输于南仓，府以西者输于西仓＂，解决了征收税粮统纪不一的积弊。

明代松江核定粮赋额在140至120万石不等，以唐宋元明清的＂衡制＂1石为120斤，120万石则为1亿4千4百万斤，按每船装载500石计，可装船2400艘。据说皇命在身的周忱赴任江南巡抚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整顿和有效管理江南税粮，松江府是其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周忱同时奏请在唐行（今青浦镇）和上海县小南门外，分别增设西水次仓和南水次仓。叶梦珠记上海仓于崇祯十三年（1640）修茸后，＂周垣覆瓦，门建重楼，雉堞森然，殊有仓城之象＂。

起初，笔者对松郡官仓能否贮存得下赋税正额和＂加耗＂米粮有过疑惑，后来在读书认知中找到了几个似乎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一者，明初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除了常赋正额外，还要带征解粮耗费，称＂加耗＂或＂耗米＂，大约是正额的一倍，两项总加近300万石。实际上，松江年年拖欠。因为这一赋额实在高得离谱，远超可以承受的极限。清代震惊江南的＂奏销案＂，便是朝廷对包括松江在内的历年拖欠赋税的一次清算和无情打击。二者，漕粮只是地方赋税总额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旧时漕赋指漕粮赋税；而漕粮系我国古代东南地区漕运京师的税粮。明朝规定松江府的漕粮征额为232950石，清代乾隆年间为22万余石。就全国而言，清代沿明代旧制，向运河及江河沿岸8省征收漕粮，每年计正米400万石，另征耗米235.21万石，其中江南省(江苏、安徽）最多，征漕粮正米179.44万石，耗米105.76万石。

三者，实行以布匹、银两折算充抵税粮的地方政策。松江人称周忱为＂恩公＂，嘉庆《松江府城图》上标有＂夏、周二公祠＂，祀明户部尚书夏原吉和江南巡抚周忱。周忱在江南巡抚任上22年，的确有恩于松江。有资料显示，周忱曾经感言：＂天下之农民固贫矣，而苏松之农民比天下，其贫又加甚矣＂。周忱上任前力谏减轻苏松两府赋税30万石，实减赋税28万石；上任后又提出并施行＂折算＂之法，松江府因此折征税粮48万余石。此举在促进松江棉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商贸利好，＂衣被天下＂，随之又助推当地市镇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时至明代中后期，松江府成为江南市镇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古人对周忱多有称颂，感云：仓囷日委积，货布时通融。坐令数千里，民力不知穷。公名当益显，日与江流东。

具体说到先设仓后筑城的松江仓城，其筑城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加强水次西仓的安全守护。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倭寇进犯松江，焚毁了位于府城南门处的水次南仓；同年4月，800余倭寇窜抵秀南桥至小仓桥一带，殃及水次西仓。倭患平息后，华亭知县聂廷璧于嘉靖后期（1555一1566年），确定将水次西仓和被焚的水次南仓合二为一，修复完善西仓，并筑城严加守护。于是移用叶榭得胜港防倭旧堡材料兴建仓城。崇祯八年（1635），松江知府方岳贡又增仓城之辉光，开浚十字河，架建4座石板桥，增高城垣置城楼，建四门以通出入，分街道以便往来；其后又于云间第一桥东建造了瓮城。由此，仓城成为松江府城的一座子城，瓮城又为松江府城之西关，附城而居的居民日渐增多，人气渐旺。

因设漕仓贮运漕粮而兴盛的仓城，曾有过近300年的繁盛。如今，人们依然可以从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存世的明代大仓桥、跨塘桥、颐园，清代葆素堂、杜氏雕花楼、许威宅、王春煦宅、雷瑨宅、王春元宅、杜氏宗祠、徐氏当铺等老建筑中，感受到昔日仓城地区曾有的繁华景象。咸丰元年（1851），因运河淤塞，河运改为海运后，松江府漕运中心转移至上海口岸，至光绪年间中止以实物形式征收漕粮，水次西仓和仓城，在走向衰落中结束了历史使命。时至清末，昔日生意兴隆的饭店、商铺、茶肆、当铺、轿行、船行等，大多歇业关门，或改行谋生，或另觅热闹去处。老市河北岸的长廊也因行人渐少变得冷落寂静。上述可见，松江仓城是我国漕运水涨船高或水落势去的一个历史缩影。

三

大仓桥上说漕运，补说两个鲜为人知的话题：一是松江白粮帮，二是漕运水手所信奉的罗教＂三祖＂中的一位松江人。

话说松江白粮帮，先要从＂白粮＂说起。白粮系明清时期朝廷另于江苏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和太仓州，以及浙江嘉兴、湖州二府征收的供宫廷皇室专用的米中精品。白粮上供除食用外，部分用于宫廷酿酒。  ＂岁输糯米于内务府，以供上用＂，即为白粮。古代松江漕粮种类主要为白糙粳米、白熟粳米、白熟糯米三种。白糙粳米为军粮，白熟粳米、白熟糯米供宫廷和内务府、太常寺、光禄寺等处用需。据宋应星《天工开物·稻》记：水稻的品种最多。不黏的稻叫粇（晚稻），米叫粳米；黏的稻叫稌稻，米叫糯米。南方没有粘黄米，酒都是糯米酿造的。乾隆二年（1737），朝廷顾及松江府和太仓州，偏处海滨，采办艰难，准＂将白糯全改漕粮＂。《永丰街道志》记：＂实际仍未停征白粮，只是征额比清初减少。至清代中期，松江府额征漕粮正改兑正米、耗米，白粮正米、耗米，以及其他随漕征用之杂项米共达41万7千3百余石，其中一半以上贮于仓城。＂

上述可见，明清时期贮运量为25万石的仓城，同时又为松江府贮存白粮重地。崇祯《松江府志》记北运白粮，＂每岁由粮长领运上供白熟粳糯米及府部等衙门禄米至京师＂。明清时期贮于仓城的漕粮，大多是运住指定的官仓，再转运北上，而白粮船队则直抵京师。因运送白粮之故，且装载白粮的船队以运漕所在州府等命名，＂白粮帮＂之称由此而来。电视剧中所说的＂漕帮＂，是个笼统的民间说法；雍正四年之前，只有＂漕运＂说，而无＂漕帮＂一说。《江南通志》载兑运松江府粮的有江淮卫之五帮、七帮、八帮，兴武卫之三帮、四帮、六、七、八帮；镇海卫兼运苏松漕白二粮，金山帮兼运松常漕白二粮。另据《江苏海运全案》卷六记，苏本司道所属白粮帮＂共计十二帮＂，其中记有金山白粮帮、松江白粮帮等。《永丰街道志》载清顺治二年（1645），覆准粮长佥解白粮改为官运。嘉庆元年（1796），松江府漕粮运至通州，并在江淮兴武各卫帮船每帮设领运千总二员，轮流押运。

晚明崇祯《松江府志》记北运白粮为＂上上役＂，＂在家有收贮舂办之苦，在途有风波剥浅之苦，到通州剥船囗囗车运到仓，有亏损之苦，交纳有折耗、铺垫、歇家勃掯盤缠、守候之苦，又途遇军船官船，捱挤不前，隔年守冻之苦。＂北运水路上有众多船只，仅以漕船而言，时以帮记，每帮船只一般在30至60条之间，多的有90多条，少的10至20条。康熙以前全国漕船多达14505条，以后逐渐减少至6千多条，帮船以运输本地区漕粮为主，清代后期的漕船计有118帮，白粮帮因是给宫廷皇室运送白粮，具有相对的优先地位。据悉，松江等白粮帮船队，入京打龙旗，出京打凤旗，平时或打杏黄旗，或打白旗镶红边，内绣日月、八卦图案等，号曰＂天庚正贡＂。在运河水道上行驶，一般官船和民船见到后，往往要给白粮帮让路，以助白粮如期运抵京师。

话说开去，近读《民间宗教志》，读到漕运水手供奉的祖师中有位松江人。据有关史料披露，明代嘉靖年间，创始于北直隶密云卫的无为教即罗教的部分信仰者沿着运河水系将此教传播到运河的最南端浙江省，形成了南方罗教的两大派系，当局往往统称为斋教。明代末叶，罗教的另一支派活动在以运河为主干，其他水系为旁支的广阔水域中，漕运水手构成了这支罗教教派主体。明末有＂三祖传道法先天＂和＂三祖传道杭州城＂之说。＂先天＂指罗祖罗梦鸿，＂三祖＂系罗祖三弟子钱、翁、潘。这个姓潘的就是松江人。

明末，杭州建有钱庵、翁庵、潘庵三座经堂，是后来青帮的发祥之地。《史料旬刊》曾载崔应阶奏折云：＂明季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近逼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至日久相率皈教。

始于明代的罗教＂三庵＂，之所以成为漕运水手心有所归的去处，很大程度上与漕运水手飘泊水上，路途中常遇险情，命运无常，如漕船北上，经过长江，横渡黄河，在淮安以南还有几个大湖泊。一旦遇上风暴或水流湍急，便有被覆没的危险。故，漕运水手有以宗教作为精神慰藉的需求。同时，罗教庵堂也是接济帮扶安顿漕运水手的地方。无论是＂南运＂还是＂北运＂漕粮，漕船往返一两个月或半年以上不足为奇。岁岁漕运，又是有时节的。很多水手在当年和来年再次雇用之间，都有一定的＂回空＂时间，若是找不到工作填补空闲，许多人的食宿和生计都会发生问题。而在当时，从北方至江浙地区的水手，一时找到合适的工作也非易事，正所谓＂四处佣趁＂，受雇用的机会有限。此外，经常飘泊在苍茫水上的漕运水手，尤其是无家可归的人，更希望人生有所依附，死后有个安魂之地。

明末修建于杭州的罗教庵堂，面向下层民众和漕运水手，因地处运河水边，客观上适应了漕运水手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需求，为他们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民间宗教志》记水手可以住宿其中，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俟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庵堂尚有庵地、义冢等。如此，一些无家可归的水手生可托足，死也有了归宿之地。所以，吸引了不少漕运水手，香火也越烧越旺。伴随着漕运业的发展，南北运河一线分建的庵堂也随之增多。然而，入清以后，以罗教为纽带的水手组织逐渐演化成漕运水手的行帮会社。到了雍正、乾隆时期，以漕运水手为主体的罗教组织，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民间宗教组织，而是带有明显特点的行帮会社了。由此及彼，最终催生青帮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明末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共兴罗教时，漕运水手是罗教的信仰主体。行帮会社形成后，无形中摒弃了罗教，只留下了具有迷信色彩的祖师崇拜，且乱象丛生。罗教崇拜的祖师是罗祖和罗祖三弟子，而青帮秘籍中记载了十八位祖师。初祖为达摩，十祖罗祖，十二、十三、十四祖分别为翁祖、钱祖、潘祖。青帮留下了多部＂青帮史＂和包括帮规、家法、设香堂、家礼问答等青帮秘籍。家礼问答中的一些口诀、暗号等，犹似土匪之间接头的＂黑话＂。从《临济三庵史·帮务沿革》等相关史料中看出，几乎所有的家礼问答在涉及三祖时，都格外推崇潘祖。例如＂请问老大贵姓？＂答：＂好说老大，进家姓潘。＂

为什么会给出＂进家姓潘＂的回答？《民间宗教志》记＂从漕运水手的行帮会社到青帮＂一节中有以下表述：安清道友即青帮。青帮秘籍多崇奉潘祖，即明末松江潘姓。他兴建的庵堂又号潘庵，形成帮派时又叫潘庵、潘安、新安，与其老庵即老安相对的派别。《三庵全集》云：＂家规本是潘祖留，三帮九代传千秋＂，故，＂进了山门都姓潘＂。可见，时至清咸丰年间，潘安失业水手已为清安道友亦即青帮的骨干。综上所述，明末翁姓、钱姓，与松江潘姓继承罗祖之志共兴罗教时，有积德行善、适应漕运水手需求的积极方面值得肯定；而始以漕运水手为主体，在以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业帮会，不仅成员变得极为复杂，而且实际上脱离了罗教。故，青帮虽源于罗教，但罗教宗教教义和仪式被后来的青帮帮规、暗语、秘籍等取而代之，也是客观史实。

大仓桥上说漕运，远看九峰，近看市河，山似仓城的背影，水流漕运的歌声，一切似乎遥远却又近在咫尺。我知道感受历史的魅力，最好走近历史场景，而追寻松江悠久漫长的漕运历程，同样需要神交千古，追昔抚今。站在大仓桥上，看古老的仓城年年都有生命的复苏迹象，有序修缮，合理利用，一个个＂精神还乡＂、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项目陆续落地，生根开花，为秀江南、美海上、擦亮人文松江名片增光添彩。虽然，漕仓、漕运已成往事，但留存历史底蕴和不断丰富文化内涵的仓城，让逐梦之旅不虚此行。我在此感受到了江南清丽地、松江秀其中、市河烟波里、乡愁化育人的诗意邂逅和心神沉静。我欣赏当地人说的一句话：自己没有的不造假，不争抢，但一定要讲好仓城故事，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修缮好、利用好，造福子孙。所以，大仓桥上说漕运，历史可追，当下可品，未来可期。如今，生态与人文共天地、传统与当代同呼吸、守护与展望比翼飞的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幅注入多元文化活力的新画卷，正在市河两岸由西向东徐徐铺展开去，可触可感……

来源：人文松江

作者：尹军
编辑：王布米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