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淡如先生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

余生也晚，当我1964年秋拜耿师淡如门下，先生已至晚境。回想在复旦历史系读本科时，系上师生就尊称他为“耿老”，常听到“耿老不服老”的声音，其实他为我们本科生开设《外国史学史》一课时，不过六十出头点，在当下正处于奋发有为的中年时代。

耿师于我而言，是一个渐行渐近的背影，是一位从仰视到亲近的老师。我很幸运，是耿师西方史学史专业全国统招考取的首名研究生，也是他这一专业方向的“关门弟子”。我们还是同乡——我的出生地江苏海门县正余乡距他的老家汤家乡，现代公交不过几站路。也许奉到上苍之福，西方史学史犹如一双无形的“上帝之手”把我们师生俩牵连在一起。

现从文献档案和著作中，摭拾耿师难得一见的轶事，记录于兹。

1918年：戊午阅书社问世

复旦大学档案载：1905年9月14日，复旦公学创立。1917年，复旦公学始创大学本科，改校名为复旦大学。1918年（戊午年）秋， 戊午级部分同学发起创建戊午阅书社，各同学捐洋二元购置图书，分掌社事者为：主任何葆仁，会计程学瑜，书记瞿宣颖，图书保管耿佐军，至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始创，至今建馆已有105年了。

上书图书保管员“耿佐军”，即耿淡如先生（1898—1975）的别名。先生是农家子弟，家境贫寒，他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维持学业，1918年正是他大二时。一个寒门子弟，省吃俭用，捐大洋二元购买书籍，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起始是何等的艰难，先辈们的作为是何等感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先师耿淡如等人的志存高远和艰苦创业，积百年之辛劳，才铸就了今日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辉煌……

1932年：脱下哈佛硕士服

耿先生大学毕业后，忙于教职工作，以薪资养家糊口，过着很艰难的日子。但他也想出国深造，这梦终于在一位热心教育的同乡富商郁震东的帮助下实现了：1929年冬日耿先生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出国前夕友人为他饯行，并合影留念。

青年耿淡如

今检1930年《复旦大学附中年刊》，索得周钰一文：《欢送耿淡如先生赴美摄影序文》，或可看作对他早年生涯的归纳。录此如下：

淡如先生，于民国十二年毕业大学部文科史学系，名列前茅，素为同学景仰，旋任海门中学教务主任，翌年，本校即聘为专任教员。先生为人诚恳，富情感，重信义，好学不倦，淡泊名利，清廉可风，以研究学术为终身职志，诚一纯粹学者也。屡思远涉重洋，更求深造，惟以事与愿违，难酬壮志。十八年冬，得友人资助，先生即毅然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与市政两科，以偿夙愿。异日学成归国，造福吾邦，正未可限量。钰等程门久侍，春风时雨，深沐熏陶，当先生行将出国之际，能无依依！乃设席公饯合摄一影，聊表仰慕之忱，并资纪念云尔。

三年后，上海外滩。

“太阳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风吹来外滩公园里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露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茅盾先生在《子夜》开篇中的文字，实在很切合青年耿淡如从美国返回上海时的情景。1932年5月，他脱下哈佛硕士服，全然无视茅公笔下“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朝市区东北角赶去——他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开启了从职复旦大学40余年的教授生涯。

1945年：与章益校长同行

今又览读史老张的《相辉》一书，其中《登辉堂建造：被淡忘的校长日程》一文，记载了耿师助章益校长合并沪渝两校之轶事，顿时让我眼睛为之一亮。这则史料或许只是正规校史之轶事，但却是耿师与复旦共克时艰的一个缩影。

史载：1943年春，章益在重庆北碚夏坝任国立复旦大学（时称“渝校”）校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亟待复员返沪，沪校与渝校合并，接收沪校校产。

章益视耿淡如为挚友，为合并江湾校产，先来咨询淡如兄的意见。他知道对方深得李登辉校长的器重，时任沪校政治系主任。

章耿联袂，此行非常成功，沪渝两校即合并，校产由返沪的国立复旦大学顺利接收。

1951年：姑苏城外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生的共和国的前进步伐，就像那飞速转动的车轮，带动了各个行业，也带动了耿淡如先生。

1951年8月，他从上海到了苏州，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江南水乡，温婉动人，古典园林，婀娜多姿。不过，先生来这里不是游山玩水、休闲度假，他是来这里“改造思想”的。建国初设立的旨在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人民革命大学”，不止华东地区苏州的这一所。在那时，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痛感自己落后，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迫切地需要改造自我，跟党走，他们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先生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来这里学习，将可更进一步地改造自己，也可更忠实地服务人民了。”这一心路全凝聚在那张穿着中山装的报名照上了。

1952年1月，他回到上海，回到复旦，回到院系调整后正处“第一次腾飞”的历史系。

他根据系里的整体布局和工作需要，专事世界中古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此与专事世界古代史的周谷城先生（1898—1996）同事，直至逝世。两老同庚，同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第一代元老，恃傲的谷老与谦和的耿老和谐合作共事了20余年，加之系上的予老（周予同）、守老（陈守实），被后人合称为历史系“四老”，与历史系的俊杰，共同撑起了那时历史系的大业，在建国十七年的史学界，赢得了可与北大历史系相媲美的地位。

1961年：天平路的星光

是年夏日，某夜。申城西南角天平路树德坊7号书斋内，耿师正在案前修改他的稿子。

耿淡如先生在天平路树德坊7号屋前

“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截然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史学史，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在题名为“什么是史学史？”的文章中，他一开篇就这样写道。

接下来，他分成十个小点，逐一阐发：

一、 概念的合浑

二、 现有的定义

三、 对象与任务

四、 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学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

五、 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

六、 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

七、 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

八、 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

九、 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论来研究

十、 史学史对资产阶级伪史学应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十点旨在回答“什么是史学史？”，从第四点至第十点的七个“应”，当是第三点“对象与任务”的深化。

此文刊发（首刊于《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至今，已过去了60多年，但大音希声，历久弥新，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具有路标性的传世名篇。我至今难忘文末的这段话：

我们应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在这个领域内做些垦荒者的工作，比如垦荒，斩除芦荡，干涸沼泽，而后播种谷物；于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将会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1965年：“谦虚做人，谦虚治学”

是年12月。世道不安，学校的教学秩序因“四清”而被打乱，他为本科生最后一次上《外国史学史》时已是12月15日，那时申城已入冬了。

1965年年初，先生年迈且患大病开刀后，原先孱弱的身体更为虚弱了。但逢到上课的日子，他起早从徐汇区天平路的家里出发，要换乘几辆公交车，赶往市区东北角的学校上课。二节课下来，见先生疲惫不堪，大口地喘气，不时地咳嗽，但他从来不说一声苦。

在这“最后一次”的第一堂课上，我听到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你们做人要谦虚，做学问也要谦虚啊！”

此时，我充当耿先生的助教，协助老师编译供学生课外阅读的《西方史学史译丛》。某日，寒风剌骨，我在车站等候先生，他一下车就连忙从布包里拿出一本现代英国史家古奇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英文版）和一份文稿给我，说：“这篇出自古奇关于兰克的译文，你给我校对一下，有译错或不妥的地方，尽管改就是了。”面对通晓多门外语（英文、俄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拉丁文等）而虚怀若谷的导师，我无言以对，惟有将“谦虚做人，谦虚治学”的教诲默记在心底里。这“谦虚做人，谦虚治学”是他奉行的品行和气度，也成了我毕生的格言。

先生教学育人，对青年一代充满了期盼。我在编《耿淡如先生学术编年》时，从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查阅到1947年4月的一则史料，里面有耿师对青年一代的谆谆教诲：

一般青年往往喜欢高谈阔论，不务实际，常常言行不能一致，我们是年轻的一群，怀有执诚，纯洁，正义和果敢等青年优越的条件，但也难免不染有一般青年的缺陷，尤其是言行方面确有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因此以“立行”二字自勉也希望具有同感的同学和朋友们，与我们紧携着手互相惕励，倘若每个人皆能保持这种美德，对于国家民族无疑的皆有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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