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本源量子（合肥）实验室，4台正在同时运行的国产量子计算机发出阵阵低鸣。80后总经理张辉博士表示，眼下，实验室正为即将发布的新型中国量子计算机“悟空”做最后调试。

他有时一天要接待三到四批考察团队，并深入浅出地介绍量子计算机的与众不同：“传统计算机的二进制语言，就像只有开或者关功能开关，而量子计算机可能是一个旋钮开关，实现0—1之间的海量操作信息”“普通计算机运算15万年的数据，在未来，通用量子计算机可能只需1秒。”

从1999年高考物理满分的奉贤“学霸”，到中科大硕博连读的国内第一个半导体量子计算博士；从回到上海金融招商领域从零打拼，到再闯合肥加入中国第一家量子计算公司……如今，随着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刚刚与本源量子合作成立长三角首个量超协同创新中心，张辉的事业生活可能再次发生转变。

这段轨迹变化，或许正与近年来长三角奋力建设科创共同体、抢跑量子计算等新赛道密不可分。

高考物理满分的量子计算“大师兄”，博士毕业转行做招商

“上大学，坐火车，13个小时，途中还要换火车头。妈妈说，‘怎么那么远啊。’”张辉依然清晰地记得初次来到合肥的场景。

进入中科大的校门，张辉原本准备在自己喜欢的计算机专业中大施拳脚。没想到由于物理满分，他被“调剂”到物理学专业。本科期间，张辉跟随中科院院士郭光灿开展关于量子不可克隆的研究。2003年，他保研到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继续师从郭光灿，从事量子相关科研工作。

“当时的实验室简陋到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唯一的一把椅子被坐坏了，那就‘站’着工作。”张辉感叹，搭建平台的过程无比辛苦，他不断提升动手能力，甚至学会了分割、拼装玻璃的本领。

随着2008年毕业季的临近，张辉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国内量子技术尚未商用。作为第一个博士生，苦于找不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他只能放下“量子计算高材生”的光环，从零起步，回到上海进入某园区招商部门，涉足金融服务投资、园区招商、智慧生鲜等领域。

但长三角对新赛道的嗅觉总是很敏锐。一批量子信息企业逐渐从实验室走出来，产业化开始加速。2017年，本源量子成立。2018年，在科研团队举行的15周年聚会上，“大师兄”决定重回合肥。

“在走向商用的过程中，郭老师认为亟需既有专业底子，又有金融招商能力的复合型职业经理人。阔别10年，无法再回到实验室的我，仍有希望再次回到量子计算，还是很激动的。”张辉说，“家人得知后，看到合肥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带动下发展日新月异，高铁不到2个小时直达上海，生活、交通都十分便利，再加上非常积极的人才政策，也十分支持。”

长三角协同创新助力上下游资源对接，不断探索在上海落地的可能

不仅是张辉，许多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早期毕业生也陆续回归。目前，本源量子研发出多台量子计算机，并成功交付使用。

但张辉依然保持警醒。

“科技变革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上学时，当时预测量子计算最早50年后商用，现在，这一时间有望大幅缩减。”张辉说，“更关键的是，国外也极为重视量子计算，他们商用起步更早。我们努力追赶，如今和他们还差3—4年，如果松一口气，差距会猛然拉大。”

为了加速追赶，为了不被卡脖子，本源量子致力于成为具备全栈式量子计算研发生产制造能力的企业。而要做到“自主可控”，企业一方面成立多个自研团队，研发低温设备等构件；另一方面，牵头成立了国内量子计算产业联盟，整合了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和业务版图。

“在长三角量子计算领域，产业联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这片土地拥有着协同创新的土壤。”张辉的想法有着数据的支撑——《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2022》显示，2021年，长三角地区研发投入强度、财政科技拨款占政府支出比重，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三成、两成。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71.18人，是全国平均水平近2倍。目前，长三角聚集23个大科学装置，10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2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50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分别占全国1/3、1/5、1/6、1/7。

“量子计算必须走出实验室，不能仅仅作为发论文的平台，而是要以投入应用为目标。”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本源量子与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的合作便是其最新应用成果。“量超协同”方案将计算任务在量子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之间进行分解、调度和分配，将量子计算机作为超级计算机的加速组件，实现量子计算和超级计算机的高效协同，可以在大幅节约资源的情况下，双向发挥量子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各自优势。

过去一年，张辉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上海资源深度接触量子计算新赛道，向本源量子发出邀约。“上海深化科创中心建设、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推动从基础研究到创新加速全过程创新，家乡的人才优势、产业集群、金融支持对高科技企业有着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张辉透露，多个以某种形式落地上海的洽谈正在进行中。

“新赛道不能好高骛远，还是应该踏踏实实‘走着瞧’。”他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双城人生’会更加丰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