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之路：玄奘看见的世界》，张安福、党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玄奘是中印之间的友谊纽带。1937年4月14日，在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的时候,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做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讲话：“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其中,“和平使者”自然包括玄奘。正如季羡林所言，在几千年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玄奘是“影响最大的，至今仍然为中印两国人民忆念不忘的、空前绝后的中印友好的象征”。

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很早就产生了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的蜀人就已经通过南方古道抵达南亚次大陆，三星堆文明和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都证实了这一点，大量的象牙和香料的出土以及南亚次大陆出土的蜀锦等文物也是这种早期交往的历史证据。古代从中国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有两条，即玄奘所经行的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理行程和交流愿景相契合，成为中国与沿线诸国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肇始。

中国新疆高昌故城玄奘像

玄奘历经十余年的风雨,带回了大量佛经，并留下了关于印度古国的丰富历史记录。回国后，他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编写了《大唐西域记》，书中记载了取经路途中各国山川、城邑、物产、风俗等，是探讨我国西北地区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等地历史、地理的重要史书。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却没有信史的传统，古代印度的历史更多需要从神话、宗教和传说中去寻找。19世纪前后，印度历史研究还是漆黑一片。但包括玄奘在内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僧侣、使者等人，他们的记载弥补了这一缺失，成为照进印度历史研究的一道曙光。印度历史学家阿里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研究《大唐西域记》的专家更是认为:“玄奘用脚步量出的里程，竟准确到一里不差，使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感佩到五体投地的地步。”

依据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而发掘的那烂陀寺遗址

19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完全依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完成了对鹿野苑、那烂陀寺、菩提伽耶大塔、桑奇大塔等印度著名佛教遗址的发掘。1861年，亚历山大·卡宁厄姆在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菩提伽耶找到了大菩提寺的遗址，他在日记中写道:“发掘工作很单调，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在阅读中国人的《大唐西域记》，玄奘对那棵著名的菩提树以及周围的佛像和庙宇，记载的都很详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大量的遗迹，书中的描述和发现结果非常吻合。”今天的大菩提寺是亚历山大·卡宁厄姆根据玄奘的描述修缮而成的，其装饰图案和建筑材料也来自于《大唐西域记》提供的信息。玄奘对印度历史文化的研究影响至深，可见一斑，甚至今日“印度”的名称，就溯源于玄奘的记录；印度国徽狮头柱和国旗上的法轮图案，也是来源于鹿野苑的考古发掘。

公元1780年的普提伽耶大菩提寺

同样，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可能是从哈奴曼（印度史诗《罗摩耶那》中的神猴）演变而来；《水浒传》中塑造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一百零八”之数正是来源于印度佛教中的吉祥数字。此外，太平天国时期的“天王”“阎妖”之名，皆是从佛教中得来，“阎罗王”正是梵文Yamaraja的翻译。中国在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将佛教文化本土化，较典型的就是佛教义理的转变。在印度，佛教反对物质享受，要求信徒通过苦修达到精神解脱的神圣境界。但是在中国，这种崇奉苦行僧的佛教义理有所改变，信徒们更崇拜佛教传说中一位名为“维摩诘”（Vimalakirti）的人，他未曾出家，也喜于享受，而他的修行造诣却高于菩萨，文殊菩萨就曾在佛陀的指引下去听维摩诘的讲经。所以，至少在唐代，中国人更喜欢维摩诘这个形象——不做苦行僧，也能精神高尚。对维摩诘崇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他名维字摩诘。现敦煌壁画中存有大幅“维摩诘经变”的壁画,影响深远。

在“一带一路”所倡议的与南亚诸国形成“经济共同体”的长远历程中,玄奘作为中印文化的使者，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沿途诸国建立并维系感情的纽带。中国也非常重视玄奘在中印关系发展之中的纽带作用。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玄奘就成为中印友好交流的象征。1957年1月12日，班禅额尔德尼在那烂陀寺代表中国政府将玄奘顶骨一份、玄奘译著1335卷以及《碛沙藏》一部赠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代表印度政府接受了顶骨，然后转交给那烂陀研究院。此年，中国政府也捐款30万元人民币，在那烂陀寺附近建造了一座中国式的玄奘纪念堂，以纪念这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2007年2月12日，玄奘纪念堂修复完善工程全面竣工，中印双方在此举行盛大庆祝仪式。

中印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感情无论经历多少波折，“玄奘精神”始终是两国剪不断的感情纽带。

作者：张安福 党琳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本文摘自《玄奘之路：玄奘看见的世界》，张安福、党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