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婚照

周恩来和邓颖超婚姻中失去的第一个孩子，主要责任在邓颖超——1925年10月，新婚的周恩来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留在广州工作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回忆：“当时，家里就她一个人，她还在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她觉得没时间带孩子，就自作主张去街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孩子流产了。两人重逢后，周恩来觉得她的脸色不好，一问之下知道真相，非常生气：‘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

邓颖超晚年告诉赵炜：“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两人平稳地走过了这次危机。

1927年邓颖超第二次怀孕，生产那天周恩来不在身边，胎儿过大，出现难产，医生使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此后，邓颖超再未怀孕。

尽管缺失了婚姻中一个重要的纽带，但周恩来和邓颖超极力营造“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使家庭生活保持了应有的温度。在重庆时，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都曾与他们夫妻同住。他们的信中还常常出现“女儿”字样。1948年3月7日，周恩来写信说：“超：两封谈土改的信，想已收到。这次维世女儿来河西，我又和她谈了许多同类的问题，要她先带去向你诉说。维世经过一年工作，人生观实际了许多，也懂得了不少，对她来说，的确是有长进。从性格上说，她仍是那样天真热烈，屡经挫折，仍能站住，这颇像你我的女儿。”两人的干女儿孙维世，当时27岁。而让孙维世参加工作，正是一年前，1947年4月16日邓颖超在信中叮嘱周恩来办的事。

“他们把自己的爱融化在不幸牺牲的革命战友的遗孤身上。这些遗孤中，一直和他们保持着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一个是李少石烈士的女儿李湄。她们一直称呼他们干爸、干妈。”赵炜说。

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的银婚纪念日，孙维世在西花厅“导演”了一场简单的庆祝活动，她把两朵大红花分别戴在“亲爱的爸爸妈妈”身上，令周恩来和邓颖超大为感动。赵炜记得：“这是他们唯一一次结婚纪念活动，连1975年金婚时都没搞过。”

——摘编自《环球人物》2017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