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性格和作风的形成

毛泽东刚强倔强的性格和严谨精密的作风，同他的童年经历有极大关联。

在毛泽东之前，他的父母还有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于襁褓之中。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格外在意。为了避免先前的厄运，他们在毛泽东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其外婆家抚养。因此，毛泽东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是在湘乡唐家圫的外婆家度过的。

外婆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因为自己嫁往韶山的女儿接连失去两个孩子，所以外祖父母把更多的关爱给了毛泽东这个外孙，以至于毛泽东常受到同辈表兄弟姐妹的羡慕或嫉妒。优厚而又不平静的群体生活，使毛泽东养成了活泼而沉思，多情而倔强的性格。

毛泽东在外祖父母家长到9岁始回到韶山。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本来就难免磕磕碰碰，有着相似倔强性格的毛泽东与父亲毛贻昌的碰撞则更加激烈。这种碰撞，以毛泽东13岁时与父亲的一次冲突表现得最为明显。事情起因是，毛贻昌在一次宴席上当着众多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毛泽东曾回忆：“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说坏话，就一肚子火气。”毛泽东当众顶撞了父亲并和他吵起架来，甚至在父亲追打中以跳水塘来对抗。最终，在母亲的劝和下一场风波才归于平息。

从这桩小事可以窥见少年毛泽东刚强倔强性格之一斑。

▲1919年春，（右起）毛泽东与母亲文素勤、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倔强刚强的性格在铸就毛泽东“富有自信力不可屈辱”的气魄的同时，也使得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缺点开始显露。他在1921年给友人的信中认为，“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这是自己“一最大缺点”。当时，毛泽东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却很难改正。他说：“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性格粗暴严厉，这种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做事严谨精密的习惯。毛泽东后来曾说：“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毛泽东在《祭母文》中曾说自己的母亲“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母亲文素勤的做事习惯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毛泽东办事精密的作风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毛泽东在《讲堂录》写道：“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毛泽东后来亦曾有“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之语。终其一生，毛泽东向来反对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

长期痛苦的淬炼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刚强倔强的性格和严谨精密的办事作风，作为毛泽东个性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毛泽东在瞬息万变的严酷战争环境中成为坚强的领导者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未经淬炼的刚强性格和精细作风，使得毛泽东的工作方式和态度有时简单生硬，让人难以接受。再加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同“左”倾路线格格不入，最终毛泽东陷入了长征前一段较长时间的孤立痛苦之中。

据毛泽东自己讲，自投身革命以来，受到的各种错误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且主要集中在自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至遵义会议前的时间段内。如毛泽东后来所讲，面对这些“冤枉和委屈”，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毛泽东的选择当然是后者。

长征的开始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为毛泽东处事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时机和空间。这种转变的突出表现，是毛泽东开始打破沉默，主动与人交谈。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主动要求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动，通过沟通交流，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在关于反“围剿”失败问题上的看法趋于一致。毛泽东还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最终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错误军事路线的领导。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处事方式的重要转折点。会后，毛泽东对贺子珍感慨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淬炼，毛泽东“性情急躁、作风生硬”的性格慢慢发生了变化。虽然此后有时批评人依然严厉，但总体上说，他的脾气开始注意收敛，批评也变得更加注意方式方法，逐渐变得“练达”起来。

▲毛泽东与农民交谈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中心的作战原则提出不同意见，但当时由于时间原因无法充分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像往常一样的生硬作风，而是会后通过电报与在外地的其他领导人不断沟通，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在实践的推动下，慢慢达成了一致。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错误”，会上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毛泽东也没有坚持，并且在随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用路线错误的字眼。此后通过编辑党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出版，多数领导同志才认识到苏维埃后期的确存在路线错误。毛泽东后来曾说：“像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短期是不能解决的，要很长时间，要用很科学的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才能说服人，单单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

20世纪40年代，师哲曾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泽东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

“团结—批评—团结”

1936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给正在山西等地做统战工作的彭雪枫的信中提到，“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彭雪枫也曾提到：“我始终没有忘记过一次毛主席在我外出进行统战工作时临别叮嘱的一句话：‘对人诚恳是不会失败的!’”

▲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交谈

拉长历史的镜头，能清楚看到毛泽东脾气个性、处事方式的变化。总体上看，这一变化表现在，在坚定的原则性下，毛泽东一贯严谨精细的作风变得更具亲和性，处事待人更加周密练达，批评人更加注重方式方法。毛泽东的这些转变，成为“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提出的重要基础。

“团结—批评—团结”的声名鹊起，源自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这一公式并作了经典解释。他说：

在延安的时候，1942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作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其实，若单从字眼和现有资料来看，1942年并没有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但在毛泽东头脑中，这一公式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等同的。1957年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表述可以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在文中指出：

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何以说1942年就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此后，“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关系的重要方针，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