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商场毫无疑问是上海口气最牛的商场。什么样的商场，卑居地方而能用“中央”来命名，洋场万商恐怕也只有唯此为大了。

上海再怎么巨变，中央商场总是箕踞要津，大剌剌地蹲在南京东路四川中路的交叉口，是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它的地理位置让它特别有商界之“中央”的感觉呢？

如此说来是有点冤枉它的。1920年代，这块接近四方形的区域——即东起四川中路、西至江西中路、南自九江路、北到南京东路——的“矩形地块”，原属屈臣氏等公司。后来，此地被中央银行收购，算是攀龙附凤吧，也许有了与中央银行的这层关系，沙市一路，过去就叫了“中央路”。那么，环绕“矩形地块”出现的市场，自然也就叫做了中央商场。

不过，别看它“中央”了，所做的生意其实很不“中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的美军剩余物资无处可去，便潮水一样涌向中央商场，据记载，解放前，这里每只柜台的租金要五两黄金，美国大兵在上海登陆，善于经营的上海人，用各种方式从他们手里廉价地获取剩余物资，什么克宁奶粉、牛肉罐头、派克金笔、旅行刀具、骆驼牌香烟、蔡司望远镜、飞行茄克、马裤呢大衣、翻毛皮靴、玻璃丝袜等外国货，款式时尚，质地优良，都是当时上海人最最抢手的热门货，价钱却合算得不可思议，我父亲的一件水獭皮美军大衣就是他从中央商场淘来的，我们家整整用了五十年。

据此可见，我和中央商场的宿缘其实早就暗暗结下，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1980年代中央商场令人最难忘的场景就是在沙市路抢购既便宜又实惠的“赤膊电池”。爰至1986年，我的命运突然转圜，即从水泥厂直接调入了《康复》杂志做编辑，编辑部的所在地居然就是中央商场。

说起杂志，当时上海的新闻界除了“三报一台”就是青年报、劳动报、《青年一代》、《大众医学》等，《康复杂志》是新创报刊，通过关系，黄浦区住宅办拨给了两间办公室，中央大楼的加层401—402，楼梯出口左手第一间就是，算起来应该是第五层，但是中央大楼的层计算，是从底层、一层……这么算的，底层与1楼（我们习称2楼）都是德大西菜社，2楼以上大都是居民，1980年代初加了两层，杂志社就安在了“第一加层”，这加层事实上面积很大，大圆顶下的一个大圆圈走廊，结构倒有点像现在徐家汇的“港汇大厦”，沿走廊都是市井人家，门牌号从我们的401开始一直编到418，住家五花八门，牛头马面的，如果倒数的话，左侧贴隔壁418的户主，单身汉“葛高潮”首先是个诡异的家伙，他是什么职业不清楚，只见每天都有各种小商品进进出出，屋里整天地叽叽喳喳地闲杂人等不断，尽是蓬头垢面的操着各地口音的“外来妹”；他的隔壁是一个同性恋裁缝，一看到我就色眯眯的令人汗毛倒竖……

我们现在想不通，当时的人要这么多的“赤膊电池”做啥？！几分钱一节，便宜到死也就几分钱，但不管怎么说，葛高潮就是这个大潮中涌现的“赤膊电池大王”。但和他的认识不是因为抢购赤膊电池，而是缘于装修。

诸位大概难以想象，鄙人进《康复》杂志的第一功居然就是装修。那是1986年的6月，杂志社的房子刚分下来，我和另一位姓胡的青年刚刚报到，领导说，你们装修一下吧，也给杂志社省点钱。

于是我们就像民工一样直接住进了401室，电线重排线路、安装插座、灯头、简易水斗和洁具，最重要的是“麻脸搽粉”把墙壁全部糊上墙纸。

施工期间，三顿吃喝都在沙市，沙市的小吃全市有名。睡，就睡在装修现场，但是煤气和自来水都还没通，我们想用水和加热点心就常常请隔壁的葛高潮帮忙，他也时不时地踱过来指点几句，他长着一付黄鼠狼的嘴脸，没有骂他的意思，就是像，特别是那几根稀疏的胡子。

说来也奇怪，照他说的地方去买材料总是便宜，照他说的方法施工也总是又快又容易，不由对他暗暗佩服，但也发现他的毛病，那就是每次来踱踱方步总要顺手牵羊地拿点东西回家，有时候是一桶贴墙纸的胶水，有时候是成捆的电线，拿了还要讪讪地说，你们反正是公家的活嘛，咹……言下之意公家的东西拿点不算什么，后来就发展到什么都拿，大到灯泡小到螺丝，等到我们装修完毕，葛高潮也开始装修，那墙纸居然和我们的一模一样，其他电线胶水螺丝……谁知道有多少是我们的。他就是中央商场直接孵化出来的一只“毒蘑菇”，我们就此叫他“葛朗台”。

葛朗台的父亲据他说旧社会就在虬江路摆旧货摊，所以家学渊源，长大了在中央商场鼓捣小商品如鱼得水，可谓上海滩典型的“人精”，你看他小商品做得风生水起，眼光一瞥，发现附近菜场的鸡蛋供应总是紧缺，中心城区走街串巷的“卖蛋女”特别多，上海市民不仅用现金买蛋，也用粮票换蛋，问题是，卖蛋女捂着太多的粮票干什么呢，她们渴望手里的粮票能兑换成各种小商品，以便卖蛋之余，兜售它们，但是卖蛋女哪来的进货渠道呢？葛朗台有。于是从小五金、小百货到廉价服装，“外转内销羊毛衫”，他的家里顿时囤积得密密实实，成批的卖蛋女川流不息上门，他廉价地大批收进粮票，然后自有渠道大把地出货，当中的差价赚得盆满钵满，后来才知道，1986年夏天的黄浦区鸡蛋市场，葛朗台成了卖蛋女总教练。

我那时做新闻初入行，发奋学习，以社为家，改稿子、做标题、划版子常常到深夜，葛朗台喜欢和卖蛋女鬼混，每天晚上都要留个过夜，一到晚上11点就去沙市买夜宵，总要拉我过去喝几口啤酒，一喝就醉，醉了就胡扯，扯的又总是自己的“上海宁的超级精怪”。

所谓“三岁看到老”，根据他的说法，他的攒钱能力很小就显现了超级智慧，7岁时和邻居小朋友去菜场买鸡毛菜，各持一枚5分硬币，小朋友买了一把，他却在卖剩的菜筐里搜刮了一把，然后在小伙伴面前直晃：你看，不是一模一样吗？

他活活赚了5分钱。拷花生酱也这样，别人一毛钱的花生酱在碗底只不过像金钱柿饼一样大，他呢，乘人不备沿着花生酱的缸边，用雪糕棒冰的扁木柄刮，刮到的花生酱粗看不比人少，但又活活赚了一毛钱……

需要说明的是他那种卓越的冷静，捡鸡毛菜时的那份从容，如果遇人呵斥，他头也不抬：“喂养红领巾小白兔！”刮花生酱时，有人疑惑，他边刮边回答：某号某号的五保户！

葛高潮就是如此天生的剥皮老抠。及长，跟着他爹好观察、勤实践，虬江路与中央商场给他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练摊舞台，于是无论智力还是能力都和周围人的距离越拉越远，几个经典的故事颇能说明当下的“礼崩乐坏”，道德溃败，就是始于葛高潮一族当初的斑斑劣迹。

他很早就下海了，到各地进货小商品，但号称“吃遍全国不付钱”。每次走进饭店，必备烟和火柴，点四五个菜及汤。

菜上来后，吃菜吃饭不喝酒，往往等最后一道汤上来前，他就滑脚走人了，有时他看着汤端过来，就起身走了，桌上仍然放着一包烟、一盒火柴，让人觉得他没走远，但事实上他还会回来吗。白吃一顿。上海滩著名的“拔脚花狸猫”即此一招也。

这也是他进饭店每餐必点汤的奥妙。除了“吃遍全国不付钱”，他还曾“住遍全国不付钱”。1980年代中后期，各地宾馆的住宿手续远没现在的电子化。他总挑夜晚11点30分后入住，时值交接班，上一班的，总是习惯地把入住手续推给下一班：我们这班都结了，你先睡下，明儿7点后叫醒你办手续……

但是他每每早晨6点30分就闪人了。白白睡一宿。

人或请益，他一般不理，私下里总是翻翻老鼠眼对我说：首先要戒一“恋”字，坚决舍弃最后一道汤，因为你最后脱身的机会就因为它没上桌，或者刚刚上桌。同理，“白睡”的前提是“不恋最后一秒”，你最后脱身的机会就是没办手续，“留点遗憾就是善终”，可惜常人根本没能耐做到这一点，戒不掉一个“贪”字，舍不得最后一口、最后一寐，人性是最害人的东西……除了不可抗力，人类所有的失败都源于人性的弱点。“我没有人性，也就没有弱点”，搂着卖蛋女，吃着夜宵，他总是一付万事都无所谓的嘴脸。

与他重逢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去日本的邮轮上，他独自坐在“吃角子老虎机”的旁边，捧着一桶硬币发呆，一瞥眼，彼此都看到了，不约而同地发一声喊。

他对邮轮其实没兴趣，但邮轮上的赌场能让他过过瘾。

“没有人性”的葛朗台，早已不住“中央商场”了，近几年发得快，座驾不断地换，别墅不断地买，也不见他开公司，做买卖，后来出去喝过几次茶，问他，总笑而不答，今年“五一”，突然邀我澳门到一游，说，跟我进一次“鸟笼”(葡京饭店)吧，你就更了解我了。

进得“鸟笼”，他也不上桌头，只是长时间逡巡，那时间竟然长达几小时，非常枯燥，突然，他在一“旺桌”坐下，果断地下注，每注10万，连战连捷，一口气赢了8注，正当全桌人为之如痴如狂时，第九注，输了。因为连战连捷，偶尔输个10万没人在意，以为他一定会乘胜搏击，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场景出现了：葛朗台起身就走！

大步流星地往外走。我叫住他：已经连赢八注，谁说下一把你不会赢呢……他理也不理，回到宾馆，劈头就说：发财，就是要“灭绝人性”，懂吗？全世界的赌场就是为人性的弱点设计的——输了想翻本，赢了还想赢。而我的哲学是“留点遗憾就是善终”，只要一开始输，不管以前赢了多少，我一定走人！一定！

选桌，当然选旺。以今天为例，我赢了80万，输掉10万。说明旺气结束，如果再赌，可能再赢也可能输光，而我走人，则只存在一个“肯定”——肯定赢了70万。我有必要用“肯定”去博弈“否定”吗？

可叹，世人全是傻锅啊！

“那，如果你第一注就输了呢？”我问。“那我更立即走人！无论输赢都不在澳门过夜，绝不给人性以机会，也就是绝不给赌场机会，这样，我每周来澳门两次，选必旺桌，等于上班，输了就下班，赢了也下班，积十年之胜，才有今天，一不用注册资金，二不用交税纳税，三没债务无纠纷，四无员工负担，请问，世上有这么惬意的公司吗？”

我愣了好久。中央商场居然出了这样一个能够消灭人性弱点的人物，418室的门口是不是应该钉一块铜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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