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偶然看到一张老照片：青年李子云英姿飒爽，一身戎装，胸前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迹依稀可辨。她双手抱膝，满怀憧憬地凝视远方……让我感兴趣的是，照片背景显示，拍摄地点是在复旦大学子彬院(今复旦600号)前的草坪上!

我只知道李子云是夏衍曾经的秘书、文学评论家，但从来不知道她曾“参军入伍”，更不知道她与复旦有过什么交集。一时好奇，我开始搜索与这张照片关联的信息：在李子云的履历中，似乎没有在复旦求学的经历，她也几乎没有关于复旦的记忆文字。忽然想起，在复旦老校门北侧，矗立着一块“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旧址”的纪念石，李子云的军装照会不会与华东革大有关？于是，赶紧找来华东革大的有关史料翻阅——李子云的名字倒没找到，却看到了一张近似李子云军装照的集体照：同样也是一群身穿军装、英气勃发的年轻人，坐在草坪上眺望远方，背景是复旦大学简公堂(今复旦200号，面向坐北朝南的子彬院)，照片说明如下：“学生毕业后等候汽车准备南下。”

1949年6月，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迎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在上海创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华东革大是一所培养知识型青年干部的政治学校，学习期极短(多则几个月，最短仅一个多月)，主要招生对象是知识青年，课程以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为主，采取上大课、个人钻研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经过短期培训后，学生们就分配工作，投身革命斗争实践。华东革大开办仅三年半(1949.7-1952.12)，共设五期，结业学生约1.5万名。第一期新生在1949年8月中旬入学，9月下旬以后陆续结业，学生人数约3400余名。由于当时上海刚刚解放，没有固定校舍，革大一期分成三个部，利用上海部分学校的暑假空余校舍上课，一部设在上海法学院(西江湾路)、暨南大学(宝山路)；二部在复旦大学(江湾)；三部在光华大学(欧阳路)。一期结业后，大部分学生被分配到华东、西南等地，其中在复旦校舍就读的一期二部约有900余名学生南下前往浙江，另有145名学生分配在上海。上述那张集体照，应该摄于1949年10月初，几位刚刚结业的一期二部学生，正在复旦校园里等候汽车准备离开。集体照与李子云的军装照比起来，无论是人物神态、服饰，还是现场环境，非常相似。

（二）

那么，李子云是华东革大学生吗？我仔细阅读了《华东革大人》(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版)等革大师生回忆录，没有发现李子云的任何线索。由此，我一度推断，李子云不是华东革大学生，但作为夏衍的秘书，有可能随他去过革大的复旦校舍。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革大校长舒同回忆，当年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陈毅、饶漱石、刘晓和潘汉年等都到革大上过大课，“尽管工作异常繁忙，但只要学校去请，都欣然同意，挤出时间，前来讲课，从不推辞。”(舒同《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夏衍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也曾到革大上过大课。也许，李子云在陪同夏衍讲课时留下了这张军装照。

不过，在进一步梳理有关史料后，我很快推翻了上述猜测：据李子云回忆，她直到“1949年秋”才第一次见到夏衍(李子云《记长者夏衍》)，几个月以后她成为夏衍的第二任秘书，其时，革大一期已经结业。二期开学则在1950年初的苏州，华东革大已在那里找到了固定校址。如果李子云作为秘书随夏衍去革大讲课，只可能去苏州而不会到复旦……好在，我很快找到了马懋如的回忆文章，得到了比较合理的答案。马懋如是李子云当年在华东局宣传部的同事，她在《和子云相处中的回忆——四根小辫子》一文中写道：“小李(指李子云——引者注)等十几个人，从各自的学校或单位出来，先到华东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宣传部工作。”原来，李子云是华东革大学生!

然而，我还有疑问：李子云上的是华东革大哪一期？在哪一部？《华东革大人》中一位革大学生的回忆文字，让我眼睛一亮：“……案前是一张1949年8月6日《解放日报》复印件。在那密密麻麻的录取名单中，我在第五考场(圣约翰大学)栏内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苏虹《最忆革大情》)我按图索骥，很快查到那张《解放日报》，果然发现刊登着《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招生委员会发榜通告》，在“第一考场(光华大学考场)录取名单”中，“李子云”的名字赫然在列!她是第一考场659名“正取生”之一，排名第二位。《发榜通告》称，第一、四、五考场的“正取生”可持准考证到复旦大学革大二部“换取入学证并报到入学”，报到日期为8月12日至15日。终于，一切真相大白：李子云确实是华东革大一期二部学生，就读地点就在复旦大学校舍。

（三）

问题是，李子云的军装照究竟摄于何时？李子云的军装，应该来自华东革大。因为在华东局机关，新来的“小鬼”大多不发军装，只穿便服。马懋如是较早到局机关工作的年轻的地下党员，她说，“我们四女一男，穿的是便服，服式不一。四个女同志中，一人穿浅蓝色旗袍，两人穿白衬衫蓝西裤，我穿浅红色裙子……”为此，一些老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还批评他们穿“奇装异服”，这让“小鬼”们很委屈，一致要求领导发军装，领导则安慰他们：“你们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干部，穿便服便于联系群众。”李子云当年20岁不到，也是“小鬼”，假如她不上华东革大，可能和马懋如一样，只能穿便服。

华东革大一期开学时，学生们也穿便服。据1949年9月12日《文汇报》报道，曾有一位打着花领带穿西装的学生前来听课，因为着装“另类”，引起同学们的哄笑。直到9月下旬结业前夕，华东革大统一下发军装，黄布军装才成为革大学生的标配。10月1日下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东革大学生穿着新军装参加了全市游行庆典。一位革大二部学生回忆，大家从复旦校门口出发，向市中心“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前进，“一千多人的队伍不算浩荡，但我们全是黄色军装，像一条金黄色的长龙游动。”到达“跑马厅”时，“大会主席台上没看清我们是革大的队伍，却在扩音器里报出：‘解放军来了!’”(张靖中《难忘的十月》)

游行庆典以后，一期二部的学生正式结业。10月10日(一说9日)，学生们乘上汽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复旦校园。离校前，部分学生在校园里拍照留念。和那张集体照一样，李子云的军装照很可能摄于此时。

结业以后，李子云分配到华东局宣传部，她是穿着军装到局机关报到的。在马懋如的印象中，“小李的军服很不合身，她却很精神，人很漂亮，令人注目。”对于自己“不合身”的军装，李子云在《记长者夏衍》一文中有过一段描述：“1949年秋天，我就见到了夏衍同志本人，而且分配在他领导的部门工作……他带着他所特有的微笑——从这微笑中我们感到他是喜欢年轻人的——津津有味地望着我们、研究着我们，特别对我们几个穿着从国民党仓库中缴获来的不合身的大军装的女孩子诙谐地说：这几个是儿童团嘛。”不过，李子云穿军装的时间很短。马懋如记得，1949年入冬以后，华东局机关统一发了服装，“大家一律灰制服，男同志着人民装，女同志着列宁服……此时，机关工作人员不再穿黄军装而改穿灰制服了。”

李子云这段穿军装的经历，足以写入她“参军入伍”的光荣履历。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对于自己“穿军装”有着不同寻常的记忆：1949年进军上海前一天(5月24日)，陈毅司令员会见了夏衍，吩咐他任上海市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的有关事宜，“走出会客室，一位管总务的同志等在门口，发给我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所以后来每次要我填履历表时，我就在‘何时入伍’这一栏上，填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既然如此，李子云为什么很少提及她的“华东革大”经历呢？这，倒是另外一个值得展开的有意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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