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故事：从11世纪到脱欧动荡，千年历史的四重变奏》，【英】戴维·雷诺兹著 廖平译· 中信出版社，2021年1月，定价68元

【导读】昨日刊发了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系主任任晓教授的书评。今摘编《英国故事》的第一章《衰落》。作为英国国家学术学院院士，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荣休教授，戴维·雷诺兹从英国脱欧开始，重新审视英国千年历史的叙事，从对帝国辉煌的英雄叙事中找出误导点，为的是帮助处于分裂中的英伦国民正确认识帝国遗产，能看到被胜利叙事所遮蔽的部分，他指出，1973年加入欧共体的动力是想寻找新角色，但此后就停顿了，而脱欧将开启痛苦而漫长的转折，他鼓励年轻一代从中找到国家新的角色。该书的反思性和责任感跃然纸上，而其分析所引述的资料的丰富性、全面性又呈现了一位权威学者的功底。关于帝国如何崛起、如何回归到普通国家的见解，对正在走向复兴之路的中国亦颇有启发。

“衰落”理论家

19世纪，英国击退了拿破仑的挑战，发展成为一个从印度到非洲、从近东到澳大拉西亚的全球性强国。1976年至1788年，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本出版，有关“罗马治下的和平”（PaxRomana）的编年体史书成了文学经典。到19世纪末，“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就已经是街谈巷议的用语了。

从张伯伦到丘吉尔，直到撒切尔夫人，政治家常常会慷慨激昂以国家“衰落”来激发民众

政治家在试图改变国家政策的时候，常常会慷慨激昂地诉说国家近来如何如何“衰落”了。从张伯伦到丘吉尔，直到撒切尔夫人无不如此，他们利用民众对大不列颠帝国的衰落的恐惧来进行执政，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实力。表面上看，用“衰落”来描绘过去一个世纪左右英国世界地位的变化似乎说得通。19世纪70年代，这个国家拥有的战列舰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加起来还多。它直接控制的领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约五分之一，包括印度、加拿大和澳大拉西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制造业产量在全球的比重超过了20%，贸易量的比重也差不多。然而在一个世纪后，英国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海外殖民地，它的制造业产量和贸易量只占了全世界的4%和7%。这第一个后工业国家正在苦苦寻找它在后帝国时代的角色。

它从1973年开始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本来是为了解决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失去一个过时的全球性帝国后，可以从新的欧洲动力中汲取能量。但在2016年的公投之后，脱欧派宣称“欧洲”已经是死路一条，2019年脱离欧盟是扭转国家颓势、重获英国全球伟大地位的唯一出路。不过这种对英国“衰落”的成见可能会误导人。在历史上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国家的崛起。实际上，真正需要解释的恰恰是，最初的“霸权”是怎么来的。

了不起的崛起

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获利为英国商业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润滑剂

简单地说，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扩张的大浪塑造了整个世界，而英国就是这次大浪中的弄潮儿:18世纪的贸易与征服，19世纪的工业与帝国。所有这些运动与利润丰厚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纠缠不清（18世纪被贩为奴的非洲人有半数是用英国船只运输的），而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又为英国的商业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润滑剂。

*皇家海军力量使其舰队拥有锁住世界的五把战略钥匙

19世纪，英国拥有了在多佛尔、直布罗陀、亚历山大、好望角和新加坡的重要海外基地

这个国家的首要优势是，它在海上力量依旧重要的时代拥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岛屿基地。不同于法国和普鲁士/德意志等与死敌为邻的竞争对手，英国可以躲在英吉利海峡后面，孤悬海外并非绝对安全，在1588年、1804年和1940年，外敌入侵的威胁一度非常严重，但这确实意味着英国不需要那种在欧洲大陆常见的庞大的常备陆军。而皇家海军不但很受待见，而且也是必需的。因为英国是个日益依赖粮食和原材料进口的岛国，需要保护海上贸易免遭平时的海盗和战时的敌人袭扰。

英国的岛国地位使它可以充分利用与法国的五次大战。法国的海上力量灰飞烟灭，英国一跃成为世界殖民大国，它的殖民地主要是在印度，但它在澳大拉西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势力也越来越稳固了。它的舰队此前主要部署在英国国内、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但此时已经遍布全球了——“锁住世界的五把战略钥匙”，即英国在多佛尔、直布罗陀、亚历山大、好望角和新加坡的重要基地。

*海上贸易促成无敌的制造业：从棉花贸易到钢铁业占据全球一半

《棉花帝国》一书深刻地描述了英国棉花的全球贸易

不仅如此，它在1815年之后还凭借成为世界首个工业国家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这个国家最初的制造业狂潮是被棉花贸易所推动的。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从外面进口的，大部分制成品则用于出口。到1830年，棉纺织品占了英国出口额的一半，而原棉占了净进口额的20%。棉花潮消退后，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铁路建设热的刺激下，钢铁成了新的增长点。英国因为在世界各地铁路的投资与建设方面的主导地位，增长得以延续。到1860年，这个只占世界总人口2%的国家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钢铁，并占了全世界工业制成品贸易额的40%。它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它的人民尽管贫富悬殊，但还是享有最高的人均收入。

*1897年帝国阅兵式的辉煌：各州殖民地在阅兵仪仗队中

189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祝活动展现了这个国家雄大的全球力量

189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祝活动展现了这个国家雄大的全球力量。为期一周的军事庆典在怀特岛的大型海军阅兵式上达到了高潮，维多利亚在那里检阅了她的165艘军舰和其上的4万名水手。6月22日，维多利亚在群众的欢呼下，隆重地在伦敦的街道上游行了6英里。当时刚出现的大众报纸《每日邮报》记者这样难掩自己的爱国热情:

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各种肤色，各个大陆，各个种族，各种语言——统统都为了大英帝国和英国女王全副武装起来。他们走了上来，越聚越多，每隔几码就是一种新的类型，一块新的领地，就像一座人类学博物馆——一本活生生的大英帝国地名录。这让你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帝国意味着什么。

财富与实力相对地位的变化

但英国的全球实力从来就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强大。

*一个世纪内，英国在世界财富中份额缩水，军备开始却飙升

在20世纪80年代，皇家空军购买385架狂风式战斗机的实际成本，比“二战”前期间生产的全部2.1万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成本还要高

英国在1880年生产了全世界近23%的工业制成品，到1928年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时降到10%，而到1980年撒切尔担任首相之初时只有区区4%。英国作为贸易大国的衰落则相对缓慢，但结果大同小异。1899年，英国占了全世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的33%，到1950年只有25%，而到1980年还不到10%。英国在世界财富中的份额逐渐缩水，与此同时军备的开支却呈指数级升高。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皇家空军购买385架狂风式战斗机的实际成本，比“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生产的全部2.1万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成本还要高。

*应对之一：巩固海军-工业复合体，军火工业占据25%

面对迎头赶上的经济体，英国主要的应对方式就是巩固现有的优势，比如海军—工业复合体、军用航空器和坦克上的皇家造船厂

一旦国家跨过了基本的社会经济门槛，它们就可以直接复制经济领头羊的技术创新，而不用试错走弯路了。英国在面对迎头赶上的经济体时，主要的应对方式就是巩固现有的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它的海军—工业复合体，业务后来拓展到了军用航空器和坦克上的皇家造船厂。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和法国基本上平分了全球军火贸易的一半；1938年，霍克—西德利公司(Hawker-Siddeley)自称为“世界领先的航空器组织”。英国军火工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极大发展，并因为冷战而得以持续。尽管和奴隶贸易一样，这个“战争国家”现在已经在英国经济的宏大叙事中被基本忽略了，但它对现代英国史的意义不亚于“福利国家”。

*应对之二：金融与商业服务，被誉为“第四军种”

英国发达的金融业经历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创新，从汇票和寿险精算表，到条形码和电脑化交易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与商业服务。几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创新，从汇票和寿险精算表，到条形码和电脑化交易。大多服务于国外客户的英国商船队在各种“无形”收入中名列前茅，其中有保险业和银行业的支持。加上铁路、种植园、公用事业和石油特许权等海外资产的利润，这些收入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英国国内商品出口收入的约75%。它们不仅弥补了英国进出口的差额，还提供了“战争基金”让英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支取。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财政部将英国的金融称为“第四军种”——和陆海空三军一样，对未来战争至关重要。

*应对之三：自由贸易变成保护主义，形成英镑区

英国的英镑区使其享有特权，使国内经济不受国际竞争影响

面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另一种应对方式就是从自由贸易变为保护主义。1932年，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后的世界性大萧条的最低点，英镑区也在20世纪30年代初现雏形，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巩固。它与帝国特惠制有交叉，但并非完全重合。从1913年到1938年，英国海外殖民地在英国出口份额中所占比例从22%上升至47%，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英国海外殖民地吸收的英国新增对外投资比非大英帝国国家多得多，这与1914年之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帝国/英联邦和英镑区成了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框架——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英国试图用一个享有特权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使英国国内经济不受国际竞争影响。

*应对之四：英镑沉没后，新伦敦城聚焦“欧洲美元”

“新”伦敦城促成英国股市的外资持有涨至53%

帝国特惠制的结束和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大致与英镑区衰落、石油危机爆发和战后繁荣的崩溃同时发生。“英镑这艘船沉没后，伦敦城设法爬上了‘欧洲美元’这艘更适合航海的船。”“欧洲美元”这个词指的是放在欧洲而非美国的美元资产——最开始的一批来自中东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中获得的利润。伦敦城给出税收优惠，并有意营造出比华尔街更为宽松的法规环境，吸引了这些资金。但这并不是那个适应英镑和英国经济的“老”伦敦城，而是一个“外部导向”“外方占有”（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的银行主导）且“只要当局撒手不管就能持续发展”的“新”伦敦城。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结束外汇管制并对撤销股市管制的“金融大爆炸”表示鼓励，加速了这一外向化进程。1981年，英国股市只有3.6%为外资持有，但这一比例到2010年增长到了43.1%，到2016年则为53.9%。

因此，英国在制造业方面相对优势的削弱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配角。恰恰相反，英国今天是全球第十大出口国和第五大进口国，它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能排到世界第二位或第三位。从经济上讲，英国基本上能满足人们对一个拥有同等体量、资源和历史商业经验的国家的预期。真正改变的，是英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弱了，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创造出了与英国相当甚至更大的经济体量。

*式微：普法战争打破了均势，最大受害者是英国

本杰明·迪斯累里认为，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损失最大的是英国”

对英国的世界地位影响更大的是地缘政治性质的变化。与大众的观念相反，“19世纪的欧洲和平并非主要源自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之所以有这样的太平景象，是因为1815年的欧洲在经过20多年毁灭性的战争后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除了战败的法国外，欧洲大陆列强都接受了后拿破仑时代的和平状态。英国几乎是搭了顺风车，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全球扩张。

不久，欧洲大陆国家再度将战争当作执行政策的工具，1859年至1871年间，意大利和德意志先后实现了统一，而英国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在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奥地利和德国各自能投入100万人参战，俄国可以投入150万人，而英国用于“国外行动”的“最大兵力”是10万人。本杰明·迪斯累里说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比法国大革命更大的政治事件......均势被彻底打破了，受害最严重的国家......是英国”。

对后来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更大的是美国内战的结果。一开始，在1861年英国宣布中立，英国进口的棉花有80%来自美国南部邦联，所支撑的纺织工业雇用了400万人。到1865年4月，北方凭借压倒性的资源优势镇压了这场“叛乱”，美利坚合众国恢复统一，“从大海到波光粼粼的大海”。一个国家坐拥一片大陆，欧洲人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迅速回落：一战中阵亡100万人；二战后依傍美国

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为保卫它在1815年之后的全球地位，不得不四面出击

更要命的是，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越来越不利于英国。英国试图在20世纪上半叶保卫它在1815年之后欧洲难得的和平稳定时期所巩固的全球地位。法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与英国竞争，而日本的威胁在1937年至1942年尤为严重。但最大、最持久的挑战来自德意志。统一后的德意志在1914—1918年首次争夺霸权的努力被挫败了，但英国及其帝国为此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100万人阵亡，国家总资产损失了近15%。

英国凭借自身和帝国的资源，并没有在1940年战败。这对整个世界无疑非常重要。英国的顽强不屈鼓励罗斯福扩大了物质上的支持并随后参战。英国成了西方盟国最终渡海作战、解放欧洲必不可少的基地。英国除了依靠新盟友赢得战争外别无选择——最主要的盟友就是美国和苏联。但美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后开始了激烈的对抗，在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的时代，英国也无法在冷战军备竞赛中与两大国一较高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能继续作为核大国存在，靠的就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回到了符合它这种体量、人口和资源的地位。和财富一样，英国的权力在历史上的惊人之处是它的“崛起”，而不是“衰落”。

帝国的“倍增”效应

如果不是因为帝国的“倍增”效应，英国绝不会崛起到那样的高度。是帝国让不列颠称得上“大”。

*一战后，英帝国拥有5亿人口，可随时提供物质和兵力

在一战后的顶峰时期，大英帝国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近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了5亿人

20世纪初，英国和爱尔兰的人口只有4200万，而美国和俄国的人口分别为7600万和1.33亿。但算上英国海外领地的居民，在一战后的顶峰时期，大英帝国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近四分之一，包括的人口超过了5亿人。法国只占有地球陆地面积的9%，只有1.08亿人口。帝国在危急关头可以提供物资和兵力。一战期间，英国政府从英国和爱尔兰调动了670万人，而还有300万人来自帝国——其中近半数来自印度。1939—1945年，帝国的贡献就更为显著了：英国动员了590万人，而所谓的“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征召了近250万，印度则超过了200万。

缺乏一个有毗邻领土的大陆型帝国是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基本弱点。但几乎同样重要的是，它的殖民地非常多样。这个帝国是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与伦敦并没有进行过什么协调，英国的控制常常徒有其表。

*10多亿人数的英印军队曾由印度自己养活，作用举足轻重

一战期间，130万英印军队被派往从法国到加利波利再到东非的海外

但印度算一个特例。1900年前后，英国占了印度进口商品的60%，特别是纺织品、机械和钢铁制品，并用所产生的贸易顺差来平衡对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贸易逆差。更为重要的是英印军队。1914年，英印军拥有16万兵力——其中三分之一是英国人，占了英国平时军力的一半:这些兵力对一个缺乏征兵制传统的国家至关重要。而且这还是一支廉价的军队，是印度政府用自己的税收支付了印度的平时军队以及在海外服役部队的基本开支。

“一战”期间，130万英印军队被派往从法国到加利波利再到东非的海外，在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世纪，英国四面出击。在20世纪，英帝国被动还击，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者得到了充分的机会。1939年战争再度爆发时，伦敦方面同意为调动英印军队支付数量惊人的费用；这导致英国对印度欠下了13亿英镑的债务，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改变了对英国占领印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从现在看来，大英帝国似乎有点像一场骗局。如此多的殖民地人口怎么会被如此少的英国人统治如此长的时间?帝国的统治归根到底还是依靠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候可以通过英国军事技术的优势来实现。以损失区区368人的代价征服了苏丹，他的对手则损失了1.1万人——被3500枚炮弹和50万发子弹所屠戮。

丰裕、遗产和历史

戴维·坎纳丁在评价整个20世纪时说，“衰落的时代”也是“丰裕的时代”。不管这个国家的世界地位如何起伏，英国人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发展的受益者”，“每一代人都比他们的前辈更富足”。

*最富裕时代的原因：迅速转向第三产业，去工业化

在20世纪的进程中，英国经济引领了向服务业转型，今天占其GDP的80%左右

在20世纪的进程中，英国经济经历了剧烈的结构转型。它也引领了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型的脚步，该部门今天占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0%左右。但“在英国，去工业化的进程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更远、走得更快”。从1971年到1999年，制造业工人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从34%降至不足16%，而服务业的劳动者占比从54%上升到72%——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这部分的劳动者占比从6%增长到18%。在这两个时期，去工业化主要是因为国外低工资发展中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但英国政府的决策也对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效果——20世纪30年代的取消金本位，撒切尔时期的坚持货币主义和打击工会势力。这些政策均导致失业率升高，一些此前严重依赖单一经济活动或企业的地区——煤矿、钢铁厂或汽车制造厂——出现了持续的社会贫困，其中以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南部和克莱德赛的老工业基地最为严重。

*保留英国庄园别墅以怀旧，“遗产电影”中忆辉煌

直到如今，我们仍能从霍华德庄园等遗产中看到帝国的昔日辉煌

“衰落”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也是文化遗产的全盛时期。“遗产”显然包括受到“无节制发展”威胁的“英国自然财富”，但“遗产”也“代表了美学表达的发展，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遗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催生了许多具有远见的城乡重建计划，但它也助长了人们吃饱喝足后的怀旧情绪。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会，将自己的使命表述为不仅为“所有人”还要为“千秋万世”保存“特殊的地点”。人们将英国庄园别墅以及昔日乡绅阶层生活的迷人魅力能大体上保存下来归功于这个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遗产电影”风尚也强化了英国的“历史想象”。许多有影响力的大片表现的是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或乔治三世这样的著名君主，而从《故园风雨后》到《唐顿庄园》，庄园别墅剧总是受人欢迎。这些影视作品往往以令人难忘的表演和精美的画面无形之中告诉人们，这个国家的过去要比现在更了不起、更激动人心。“历史真人秀”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二战电影中强化英雄叙事，丘吉尔再媒介化持续70年

1980年代的电视剧《狂野年代》、2017年电影《敦刻尔克》将丘吉尔再媒体化持续了70年

战后英国制片厂出品的英国“二战”题材电影尤其有影响力。20年间有100部左右；20世纪40年代末，大约3000万人每周都会去电影院，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为5100万人。虽然定期观影人数在1959年减少到了1500万以下，这个数字仍然几乎相当于当时所有全国性日报的发行量。这些电影将战争描绘成“一场伟大的游戏”和“一个正义的事业”。这些电影在潜意识中强化了“英国孤军奋战”的英雄叙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观众通过电视台的不断重播看到了这些电影。而且在更近的这段时间，这种英雄叙事被进一步凝聚到了丘吉尔个人的身上，丘吉尔在1948年至1954年间出版了他的六卷本战争回忆录，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在世界各大报纸连载，丘吉尔本人更是因为1965年向全世界转播的国葬而获得了不朽的地位。与此同时，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也在逐步为丘吉尔树碑立传，他历时20年，终于在1986年完成了八卷本的“官方传记”。这几卷书以及附带的几册佐证史料集反过来又给新的影视作品提供了额外的信息。在1982年的8集电视剧《旷野年代》（The Wilderness Years）中，演员罗伯特·哈迪将20世纪30年代的丘吉尔呈现给了新的一代。在2017年，有关1940年英国的电影《敦刻尔克》也很叫座。书籍、电影和报章就这样相互喂料，丘吉尔的再媒介化过程持续了大约70年。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二战”在英国公众的心目中逐渐被窄化为一个国家和一个领袖在一年里的故事，这歪曲了那场世界大战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因此，在公众对英国过去的认识中，遗产有可能以各种方式取代历史。人们将历史理解为内容而不是过程，是一个值得珍爱并维护的光荣遗产，而不是一个还在不断塑造和再造的工程。

（李念编摘于第一章《衰落》，全文2.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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