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月7日下午，由澎湃新闻网做媒体特别支持的第159期文汇讲堂“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系列跨年四讲圆满收官。159-4期《4000年前，中国王国与王朝的谜和底》邀请三位主讲嘉宾——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邸楠，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分别讲解黄河上中游的陶寺、石峁和二里头，之后主持人文汇讲堂工作室主任李念就前几期尤其这一期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了互动，现整理以飨听友和读者。三个主讲和提问均已刊发。（见文末链接）

三位嘉宾出场亮相带来个性化问候

高江涛：陶寺不是寺，中国生于斯，文明长于此

邸楠：石峁的口簧吹响了早期国家的初音，探究真相是我们考古人不变的初心

赵海涛：记住二里头，不是只有一种讲法

为何会从“满天星斗”到中心引领？

文汇：从早期国家而言，五千年前后我们详细了解了良渚、南佐、牛河梁三个典型遗址，它们维持的时间有的是1500年，有的是1000年。今天我们又探究了黄河中上游的这三个遗址。陶寺与石峁实际上存在密切的交流，各自辉煌了约500年，最后都消失了，然后出现了二里头。考古界前辈对这些中心地区文明的起落有过“重瓣花朵”说、“相合作用圈”说，等等。这20年来考古新成果非常丰富，今天聆听三位具体讲解后，想请教一下，你们认为“满天星斗”经历起起落落，其中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文化大认同、承继，和强制权力是关键

高江涛：如何从“满天星斗”最终到了二里头引领？也就是说，如何从多元到一体，即从没有中心的多元逐渐走向了有中心的多元加一体。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是文化认同。中国的史前文化一直有“多元性”这个重要特点。由于“多元”，就要互动，文化之间频繁互动的结果很可能是文化的认同，可以称之为“大认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严格来说它就是一个大的认同或者融合。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逐渐从“满天星斗”走向后者。

第二个关键原因是从政治体制上，或从上层建筑上看，是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国家逐渐形成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距今5000年到4000年这一千年之间。早期国家出现之后，不断地发展就会逐渐形成一个权威或者核心。尤其是到了距今4300年、4400年时，在黄河流域，陶寺、石峁都在逐渐加强上层建筑的强制权力，直到二里头突然形成了一个广域王权。广域王权的核心还是王权，但是它更广域了。

第三个原因也非常关键。史前的多元文明或者说文化基础上的多元文明体基本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都很讲究传承。无论是我们这期介绍的陶寺、石峁还是二里头，都讲究文明的传承，这样才能逐渐地向一体化发展，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

*走向早期国家，各地或有多条道路多种探索

邸楠：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早期国家的形成。大约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间，不同的区域都经历过一个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从最初私有制、原始宗教的出现，到后来一步步形成一个强大的神权或者是王权的社会，大家都开始迈向国家的步伐。当然，各自的社会结构不同，各自的模式也不相同，最后真正成功的也就只有中原的二里头。

其他区域在迈向国家的过程中，可能由于某些内部原因或一些外部原因，都走向了消亡，这是不同模式的一个探索。具体每一种模式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况，可能还要根据具体的材料进行分析。走向早期国家的过程或许并不存在唯一的道路，可能有着不同模式。

*中原更强调等级、秩序、融合，礼乐显优势

赵海涛：确实像他们两位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大，解决起来非常难。目前为止能够观察到，这些文明体盛极一时然后又衰落了、沉寂了，那些地区也没有接着出现一个相对次一点的文明体。中国在二里头时期，基本可以说二里头是一枝独秀，其他地区的文明程度与之相差甚远。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很多专家研究认为是气候、洪水、疾病、饥荒等因素造成的，但这些都缺少确凿的证据，缺少有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里头之所以崛起，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它处于“天下之中”的重要位置。赵辉老师曾提出过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像陶寺有观象台，很可能更早的时期人们都在找天下的中心，都要占据中心，往中心竞争。

其次，在竞争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一支力量，它的制度比较先进，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较高，不像长江下游的良渚时期过度消耗财富。它比较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比较强调等级、秩序、融合。礼是强调秩序的，乐是强调融合的。总体来说，很多方面都体现了较为先进的制度，所以它异军突起。

至于它的衰落，原因大概与二里头晚期的气候比较干旱有关。因为考古发现二里头晚期的水井比早期的水井的水位要下降一些。也可能在它发展到末期后，制度产生了一些瓶颈，导致原有的体制很难运转下去，出现了一些衰落的迹象，最终被商代取代了。

* “中”的判断基于不同知识体系和观念变化

文汇：大家谈到了“中”，良渚建城也提到了“择中而居”。陶寺认为自己在山西是天下之中，二里头在洛阳盆地也认为自己居天下之中，在郑州的登封也有个天下之中的点，这样不是存在多个中心了吗，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赵海涛：应该是吧。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测绘系统与知识体系，比如说像建筑的方向，二里头的道路、工程、仓储建筑都是南偏东7度左右，而距离它只有6公里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洹北商城、盘龙城，都是南偏西6度左右，说明不同的族群观测体系和知识系统是存在差别的。

高江涛：关于“中”，刚才提到不同的文明或者不同的政权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系统。我们还可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小时候，我以为我生活的村子就是天下之中，或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以我们为中心的。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个“中”必须是社会上大多数人认可的“中”，即意识形态里的共识。最早只是有“地中”、“土中”，后来又有了“天下之中”。

“中”的概念肯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西周之前很有可能“中”真的就在晋南。所以“中”它也是个观念，可以来回转移，可以有发展。清华大学保留的战国简《保训》篇中提及舜的“求中”“得中”和先商上甲微的“假中”“归中”，这个“中”竟然是可借、可还的，还可以选择。

因此，考虑这个问题第一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第二要从它所具有的社会普遍意义的角度来看。

如何看待考古与文献的关系？

文汇：考古一直非常重视证据。正像刘斌老师所说，7000年、8000年时期要看玉器，5000年时期要看陶器，那到了4000年时期就要看青铜器。在距今5000年到距今4000年之际则看中聚落的布局和功能如何体现出阶级分化、社会复杂化。今天谈到古国向王朝转化的考证中，大家开始引入了文献和史料，学界也有“三重证据”说，想请教一下三位学者，你们怎么看彼此关系？

*文献更有利于解释考古发现，如“藏玉于墙”

邸楠：在石峁的研究中，由于可参考的文献较少，这也是成了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传统的中国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中原史，庞大的文献系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石峁所处的陕北地区被看作边缘区域，文献上对它的记载很少，甚至很多是不实的，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在石峁的研究中，由于可参考的文献较少，这也是成了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传统的中国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中原史，庞大的文献系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石峁所处的陕北地区被看作边缘区域，文献上对它的记载很少，甚至很多是不实的，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

将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一些重要的考古现象，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为什么石峁先民会在建筑里放置玉器？先秦文献《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筑玉门瑶台”，真的如字面理解，拿玉器建造一个大门或者一座建筑，可能性不大。但是可以推测，石峁先民在建筑里放置玉器，可能就是对玉门瑶台的某种理解。

*先从考古上弄清事实，以此再看能否对应和解释

赵海涛：在二里头时期，我们首先要把考古问题弄清楚。文献可能有一些是解释考古现象的一个重要线索。有些领域关于夏代的文献既少又简略，而且很多是有冲突和矛盾之处，所以仅靠文献很多问题难以解决，把文献和考古现象简单对应也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对于个别问题、个别现象，某些文献也有一定的线索作用。因此要先把考古的问题搞清楚，把文献的问题也搞清楚，看看它们之间能否做一定程度的对应和解释。例如，我们发现二里头都城最晚期发生了大范围的变动，整个都城原来的主体要素都毁掉了，文献中记载的夏商政权更替是解释这些变动最好的方案。

*考古与文献有渐行渐远趋势，没记载未必不存在

高江涛：关于文献和考古的关系，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的历史研究和考古之间的关系。正像考古本身具有局限性一样，文献也有局限性。比如邸楠刚才说，先秦时期是以中原地区为主而留下来的文本。当然，文献没有记载也不代表是不存在的。

第二，关于考古和文献的对应，原来学者们还提出要对考古和历史文献进行整合研究。现在随着考古的发展，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反倒有点渐行渐远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文献？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文献，是否也存在不足信、不足证的问题？因为留下来的关于先秦的记载太少了。

我认为有两个原则，一是考古学者看文献一定要看它所提供的大的背景知识和它反映的大方面，而不要纠结于文献细节的本身。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上古文献记述主体是黄帝、炎帝、尧舜？我们不应太关注具体那个遗址是哪一个人的，应多关注为何记述以某一个人为代表。说明该时期很可能出现了所谓的政治权力的“中心”，这种背景很可能反映了这个时期国家权力的中心正在形成。

另外，文献是逐渐由后代添枝加叶的，甚至有很多讹传都被加入进来，这样就需要“去其水分”，还原其本来面貌。当然，说起来简单，其实难度太大了。当然，如果有足够的文献还是要相信和用好它，毕竟中国有文献，而其他一些文明基本无文献。

考古需立足于多学科，田野功夫过硬

文汇：今天各位学者都是考古学界的中流砥柱，在史前考古中多学科合力也日显重要，现在对新入行的考古人，需要增添哪些要素？

赵海涛：我认为学考古的学生首先得比较能够沉得下心，具备过硬的田野发掘、整理功夫。考古工作首先得把田野现象挖清楚，才能真正理解考古现象、做好考古研究。

现在又是一个多学科发展、应用非常迅速的时期，仅有传统考古素养已无法做好考古工作了，因为考古所应用的学科、知识背景越来越多，虽然不需要样样精通，但至少要略知一二，要想到很多学科、技术应该参与、如何参与考古发掘、研究，能够解决哪些考古问题。每个学科的基本功能、它们对考古工作起什么作用都要了解，这样才能在需要的时候用各种手段来解决考古问题。

高江涛：我们称不上什么“中流砥柱”。我赞同海涛的观点，首先考古学科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科，它的生命力实际上就在田野，田野就是现场，最基础的现场工作技能必须合格。第二，我也期望学生不要固守已有，要敢于突破，有时老师的观点也不一定十分准确。

邸楠：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的社会，一个社会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自然科学的介入扩大了考古研究的视野，可以从有限的考古材料里获取更多的信息。石峁考古从初始阶段就立足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包括现在我们得到的很多认识，如石峁城址存续的年代，被杀戮祭祀的这些人来自哪里，都是后来与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合作研究以后得到的答案，这也是目前今后考古学发展的方向和热点。

整理：李念 金梦

文末链接

赵海涛：二里头开创广域王权国家模式，并引领后世|讲堂159-4③

邸楠：石峁，陕北高原上最早形成的早期国家|讲堂159-4②

高江涛：4300年前的陶寺，“最初中国”从此走来并成长|讲堂159-4①

北方强国石峁被谁消灭了？陶寺的盘龙真是龙吗？|讲堂159-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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