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杂志新主编Magdalena Skipper

今天，Nature杂志宣布任命Magdalena Skipper博士为Nature杂志新的主编，接替卸任的Philip Campbell博士。这是Nature杂志149年历史上的首位女主编。

Skipper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位遗传学家，已经在Nature集团工作十余年，此前担任Nature Communications主编。

而在2013年，地球物理学家Marcia Mcnutt博士成为Science杂志首位女性主编。Mcnutt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并在2016年离开Science担任美国科学院院长。

▲Science杂志首位女性主编Marcia Mcnutt博士

据称，作为Nature新任主编，Skipper博士将致力推动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和严谨性，并将更多地关注青年学者。她也强调开放获取的重要性，并将与科研人员一道应对新时期下科学出版所面临的挑战，包括透明度和多元化。

生育是女性科研工作者升职的一道坎

虽然中国把男女平等的原则写进宪法，但是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在学界也毫不例外。截至2017年，中科院院士中只有6%是女性，而基金委女性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也只有14%。2009年到2016年，中国的研发人员队伍从320万人猛增至580万人，但科研人员中女性仅占四分之一。

▲屠呦呦，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在所有有关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话题中，生育最能引起共鸣。中科院院士王恩多表示，女博士28岁毕业到35岁是一道坎，在这期间，大多数女性科技工作者都要经历结婚生子。“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如此之快，几年不接触就等于是外行了，许多前期很优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生育后就‘小富即安’，缺乏重回前沿科学阵地的闯劲了。”王恩多说。

科技人才评价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母亲科学家”重返科学阵地。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副所长李燕表示，上海奖励青年科技人才的“起跑线”——“启明星”计划，奖励对象是3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但这个阶段恰恰是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生育高峰，等她们的孩子稍大一些，可以潜心继续科研时，她们往往要跟已经被众多光环笼罩的男性科学家竞争，这让许多人打了“退堂鼓”。

中国许多大学都有“非升即走”的政策，研究人员必须在6年试用期做出突出的成绩才能获得永久职位。而这显然与女性的生育年龄相冲突。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科学领域存在女性的“流失效应“——每上一个职业台阶，女性比例都会相应减少。 在2016年，中国的硕士生中有53％是女性，而博士生仅有39%。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的获得者中女性占比下跌至14％，而中科院院士则只有6%！

中国的大部分资助申请和工作申请都会有年龄限制，因此放宽年龄能为女性提供实质帮助。基金委在2011年将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上限从35岁提高到40岁，而男性的年龄限制则维持在35岁不变。仅此一项，就使得女性获批者比例从33%跃升到43%，并且之后稳定在这一水平。

▲女性申请国家资金的比例在增加

王恩多建议在制定人才计划时，要更多考虑女性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适当放宽女性获奖的年龄限制，增加她们获得“第一桶金”的机会。

被称作“灭绝师太”会打消工作积极性

女性科学工作者往往被说成是“灭绝师太”，上海硅酸盐所科技综合处处长宁聪琴表示，这种说法其实是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误读——这个叫法不仅令人生厌，还会对女性科技后备力量造成冲击。

青年女科学家、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医学院教授雷群英曾告诉记者，在近几年的博士招生录取中，经常有考分优异的女生面试时就开始担忧，怕读了博士难找意中人，甚至有的女生为此放弃读博，令女性科技工作者队伍大受损失。

“女科学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太少了。”上海市科技党委副书记盛亚平不禁感慨，事实上，科学界里事业颇有成绩的女性，一般也都拥有幸福的家庭，各方面人际关系也不错。

所幸的是，现在获得资助的女性人数是越来越多了。2010年到2017年，女性在会评专家中的比例也增长了45%，达到13.3%。这虽然仍然偏低，但已经大大高于1989年—2009年间在6%水平浮动的比例。

“上海能否为女科学家专门设立一个奖项，让女科学家有更多曝光机会，也让更多人了解女性科技工作者。”上海科学院规划研究处副处长刘小玲建议。

文：沈湫莎

编辑：沈湫莎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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