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政府军与罗兴亚人的激烈冲突，近期成为西方媒体抨击的焦点。许多欧美国家被若开邦佛教徒“暴力”的一面震惊，困惑于缅甸为何会产生“佛教民族主义”，驱逐“难民”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不少分析者又将矛头对准缅甸的“民主”“人权”等问题，指责昂山素季袖手旁观。但事实上，稍一回顾冷战时期的历史，就能发现第一个挑起东南亚佛教徒“暴力倾向”并将其搅入政治的，正是美国自己。

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派出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东南亚。在法国人的指引下，尼克松去到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前线，目睹法军对越盟几乎压倒性的战机轰炸，他松了口气，但心底仍然深感不安。尼克松认为，虽然美国站在法国这边，战争双方军力悬殊，但法国在争取越南当地盟友上已经输了，越盟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远比法国扶植的殖民势力有号召力。

访问后的第二年，尼克松在给当时美国国务卿的密信中写道，“如你所知，我对东南亚各国的人民一直有深切的、持续的兴趣，并且坚信，我们还能做更多来说服那些人民，他们和他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同，而是和我们的理想和愿望非常相似。”考虑到尼克松在几年后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这些惺惺作态的言论显得尤其可笑。但他在信中提出成立一个“宗教行动基金会”，在东南亚进行“精神反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克松的具体计划是，启动美国中情局的资金支持东南亚的佛教机构，希望能用信仰诱惑当地民众，压制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1954年，越盟在奠边府大败法军，美国更加意识到，单靠军事行动，不足以抗衡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如火如荼的传播。于是，他们将冷战的战火烧到了宝塔与寺庙。知名学者尤金·福特在《佛教与美国在东南亚的秘密战略》一书中，叙述了美国如何通过诽谤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威胁，教唆佛教徒投身政治反抗与暴力冲突。

美国让原本和平的宗教染上暴力，挑起冲突的尝试，远远不止对佛教。1946年，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的同年，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对“宗教复兴”的呼吁。历史学家戴安娜·柯比指出，杜鲁门政府和梵蒂冈以及海外伊斯兰组织都保持了密切合作，分享情报，并将宗教领袖及其信众列为反共宣传的重点突破对象。

1950年，美国参议院爱德华·马丁说，美国必须“一手拿着原子弹，另一手拿着十字架”。美国政府机构此时也都意识到，宗教信仰是一个关键的“冷战手段”。

美国中情局很早就开始利用东南亚佛教团体从事反共活动。早在1948年，中情局就从曼谷越南裔人开的修道院收集情报，扑灭泰国的共产主义活动。1950年代开始，泰国政府在美国影响下还召集农村僧侣，要求他们“教导父母、王室和国家，让佛教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但美国最多的努力还是集中在缅甸，福特将缅甸称为“改造佛教徒的秘密实验室”。美国中情局通过扶植的“自由亚洲委员会”，试图控制1956年在缅甸仰光举行的佛教三藏第六次结集，并插手为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而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缅甸第一任总理吴努作为虔诚的佛教徒，为建耗资几百万美元的“世界和平大石窟”，接受了美国人的捐款。

截止1962年，中情局和“自由亚洲委员会”的基金已经为缅甸的佛教出版机构捐助了超过30万美金，为反共宣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自由亚洲委员会”也将对佛教的“改造”扩大到了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美国代表成为佛教会议的常客，并不断邀请高级僧侣前往美国参加活动。

虽然与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干涉相比，美国对佛教徒的挑唆已经“温和”得多，但仍然给当地佛教带来了激进的倾向，以及不少极端宗教领袖。今日西方媒体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缅甸佛教徒为何能拿起武器，赶走罗兴亚人；却对当年他们要求佛教徒屠杀共产党人选择性失忆了。就在上世纪70年代，一名叫基迪文杜的泰国僧人还将屠杀共产党人比作杀鱼：“杀鱼是有坏处，但我们把杀死的鱼施舍在和尚的碗里，可以获得更大的价值。”这些仇恨言论曾让多少欧美政府拍手称快？

西方如今对佛教的精神迷恋，掩盖了宗教与政治纠葛的漫长历史。并不是只有缅甸佛教徒会在必要时拿起武器。所有的宗教，在特定时期都可能服务于政治，一些甚至会服务于邪恶的目的；而曾把佛教往这条路上推的美国，是最没有立场指责缅甸的。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